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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重明轻，以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说明某种史料的运用及其重要性 《史料五讲》在论述回忆录类私人文件中关于涉及政治事件的，举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例，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举《顾维钧回忆录》之例，说明英美两方在巴黎和会过程中对日本的纵容和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举《杜鲁门回忆录》之例，说明“(美国)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举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之例，说明二战中“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在论及“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回忆录类私人文件”时举“贪污黑幕”为例，说明这一丑恶现象的具体情节“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12)；论及“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时，举“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蔡元培：《自写年谱》”、“《齐如山回忆录》”、“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年)”、“季羡林：《留德十年》”、“韦君宜：《思痛录》”、“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等数例，说明回忆录可以帮助研究者“重点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了解他的‘所处之世’”(13)。作者举上述数例，一方面举重明轻，节省篇幅，说明道理，阐明了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的博识和对各种史料运用的“艺术”。 刘知幾在讲到史书叙事时，认为人们对于材料的运用应做到“略小存大，举重明轻”(14)，我们借用此语来评论齐先生的大作应当是合适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