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材料、文章不可“随意解释” 齐世荣先生作为一位世界史研究学者,以87岁高龄暮年撰文,既是从事历史学研究数十年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对学术界近年来研究风向和国际学术思潮的一个回应,彰显出他深切的学术关怀。 《史料五讲》一书的撰写动因来源于多方面,首先是作者数十年历史学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反思。齐世荣先生非常重视历史教育问题,有学者作了这样的评论:“他在深入进行史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历史教育工作。他所总结的许多教育经验,对我们今后历史教学的普及与提高,对于人才培养,都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20) 《史料五讲》的出版,实际上是齐世荣先生对学界一些史学现象的回应。第一,是对“随意解释材料”的批评,他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所谓“史学危机论”指出:“最近一段时期,不少同志认为史学发生了危机,主张研讨新问题,采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以获得生机。于是,出现了一批历史新著,还有一些虽不属于史学范畴但其内容是进行历史反思的,也与历史有关。这批著作中有些题目新颖,立意独特,颇能发人深思,但也有一些随意解释材料,甚至胡乱拼凑史实,用以证明自己的臆说。……总之,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新理论、什么样的新方法,第一步先得把材料搞准确,这是不可省略的打基础的工作。”(21)第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历史认识对象归结为‘文本’(text),说什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并认为‘文本’本身并无确定的含义,可以因人而异地做出各种解释,一切解释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这种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根本错误的。”(22)齐世荣先生放眼国际学术思潮,指出不能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把一切文本解释为一种虚构,他掷地有声地说道:二战中,德、日、意三国的签降书,“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成没有战败,甚至并无其事”(23)。齐世荣先生于2013年5月写下这篇简短的后记,深刻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时代感和使命感。 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言:“人们常说,看问题、看人要全面。说来容易,做到很难。”(24)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于通篇见器识,于细处见功力,为我们后学树立了正确对待史料、严肃对待史学工作的榜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