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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得因其偶一食谷，遽斥为无益之鸟哉? 去年2月，石油工业出版社重印了吕思勉先生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改书名为《中国人，读中国史———这个历史最靠谱儿》。作此书名，想必自然有其营销上的考虑，但说吕书靠谱，确也是件靠谱的事情。 吕先生治史著书，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无不尽求全面而深入。《白话本国史》1923年出版，文中竟论及1922年修改税法之事;1948年10月，《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修正版问世，便添加了抗战时期的历史内容，并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事实，提及军民死亡人数30余万(《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第244、245页)。单凭一个学者对于史料的解读和考辨，便在短时间内得出了“30余万”的数字，与今日学界的研究基本一致，这位史家大家的“才”与“识”或许可见。 横向而言，《吕著中国通史》讲到隋朝，必言及“朝鲜半岛三国与中国关系”;至唐代，绝不落“藏族兴起”、“印度阿利安人入藏”、“从魏晋到唐中国与南洋的关系”;至蒙古，亦不缺“大食强盛后的西域形势”;行文清代，“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后印度半岛的形势”(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的历史)，皆有迹可循。凡中国史上当记述之大事件，大都原原本本列陈。 治学问者往往并不热衷于编写教材，原因很多。教科书并非学术专著，这或许就是其中一项。学界看淡了教科书、通俗读物的学术含量，情境今日亦然，而史学界尤甚，却实为偏见，自当避之、改之。 吕思勉先生一生，除了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历史研究之外，从未放弃文史教学工作。小学、中学、高中、专科、大学的讲堂他都曾登过;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7—1909)、南通国文专修馆(1910)、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2)、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1922)、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1951)、华东师范大学等等，一连串的校名陪伴这位学者，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向终日与病魔抗争的暮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耕华———这位以整理吕思勉先生遗著为己任的学者认为，吕先生是把教学工作与研究工作近乎完美结合的典范，不少学术著作的初稿都曾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加强研究，修改讲稿，逐渐蜕变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同时，他又把研究成果及时反馈到教学之中去，深入浅出，逐渐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 《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于1916年，使用浅易的文言文，内容覆盖面广，有国体政体以及法政常识方面的文章，如《集会》《外交》;有关科学家和科技发明的文章，如《兄与弟论传染病书》《望远镜记》;有引领学生走近外面大千世界的文章，如《塞木披来之战》《拿破仑》;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或介绍中国历史人物的文章，如《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以及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的文章，如《渑池之会》。就其内容而言，教材主要涉及道德、历史、地理、理科、实业、日用知识六个方面;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涉及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即蔡元培提倡的“五育”主义。这些观念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需要仍然是一致的。 《新式国文教科书》中的一篇名为《益鸟》的文章写道: 鸟之有益于农务者，以其食虫也。……若麻雀一物，或食葡萄，或食麦穗，不无小害，然樱桃、苹果、梨树之被其保护者，亦不少也。且每杀一害苗之虫，即三四十麦穗可保无恙，岂得因其偶一食谷，遽斥为无益之鸟哉? 麻雀该不该被斥为无益之鸟?吕先生寥寥数语，学生自有判断。一方面是语文学习，一方面又是公民教育，培养孩童环保意识的形成，可谓事半功倍。 教育之为“树人”，所谓“晓之以理”、“授之以渔”、“绳之以法”、“导之以行”、“勉之以恒”、“持之以恒”、“学之以恒”、“行之以德”、“道之以德”。语出《论语》，千百年来启发有志之士效之、行之、教之、育之，而吕思勉先生自当列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