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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学史坛钩沉 对于学术史而言，遗忘并不是陌生的文化现象。它既可能因为政治、思想等因素被主动遗忘；也可能因为史料匮乏被无意遗忘。葛兆光先生率先正视“学术史的遗忘”，并进行深刻反思。他从被遗忘的学术史里“重新发现”了沈曾植在清末民初的学术史价值：“沈曾植和他那一批朋友们学术精湛、知识广博，视野也绝不狭隘，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 笔者尝试根据1975年4月14日顾颉刚的一则未刊批语，还原一段被尘封的史坛往事。顾颉刚批语在蒙季甫《商君书校读》（第二册）手抄本扉页，内容如下：“一九三九年，予应齐鲁大学聘到成都，时与蒙文通接席，因识其弟季甫，时季甫正集商君书各种版本作校读一书，既成以之畀余谋付印，顾抗日战事方殷，曾无书店可以接受，寘敝箧中卅余年，值此批孔运动起，山东大学为表章法家著作，征求此稿，今乃检出，而首册已亡，难息此久之。” 根据《顾颉刚年谱》1975年5月条记载，“五月一日始，恢复‘颉刚日程’，日记已中断三年余”。也就是说，这条批语正好处于日记中断期间，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顾颉刚研究的匮乏史料。批语主要内容涉及顾颉刚与齐鲁大学、顾颉刚与蒙文通、蒙文通与蒙季甫等人事，涉及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与齐鲁大学国学所的缘分 七七事变后，东部地区高等院校为保存学术命脉纷纷内迁。位于济南的齐鲁大学也不例外，其内迁成都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受教过顾颉刚的齐鲁大学教师张维华向校长刘书铭推荐顾颉刚。顾颉刚在《顾颉刚自传》中说明了受聘齐鲁大学的缘由：“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成都，他是齐大的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此外，“昆明地势高易失眠”也是顾颉刚选择齐鲁大学的重要因素。1939年5月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西山偕刘书铭来，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事”。此事便是刘书铭邀请顾颉刚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一事。 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所期间，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逐步提升。首先，延聘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国学所由重建时的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其次，拟定研究计划并开展学术出版。他一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一手创办了《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责善半月刊》。 学术的重心在于学人。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须臾离不开顾颉刚的学术交谊。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载有“颉刚邀余同往”的文字。从某种程度说，钱穆受聘国学研究所进一步扩大了顾颉刚的学术交谊。蒙文通就是个例子。钱穆与蒙文通在20世纪20年代有学术来往，此后交谊不断。自从钱穆受聘国学所教授后，蒙文通“与钱穆交往颇为频繁”。据蒙文通的儿子蒙默回忆，“抗战期中，钱先生离开了西南联大到成都来，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来在华西大学教书，与我父亲常有接触”。蒙文通此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但是“也在齐鲁大学教书”。 因为钱穆的缘故，顾颉刚与蒙文通也交往不断。查《顾颉刚日记》1939—1942年内容，时常会发现蒙文通的名字。不仅在“同席”名单中有蒙文通的名字，而且还有“访文通”、“文通来”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