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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与蒙季甫的学术佳话 顾颉刚的批语在蒙季甫《商君书校读》第二册扉页上。那么，蒙季甫何许人也？从《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得知，“先生堂弟蒙季甫（一九零八—二零零八），又字吉甫，其父蒙安国与先生伯父蒙公甫、父蒙君弼是亲兄弟，故季甫先生与先生是叔伯兄弟”。 蒙文通不仅慧眼识才，还十分器重蒙季甫，把他带到北京，为他提供充足的学习条件。在蒙文通的指导下，蒙季甫学有所成，发表文章数篇。现可以收集到的著述主要有《国专月刊》1937年第2期发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变迁》、《图书集刊》1945年第6期发表的《月令之渊源与其意义》，以及收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一书附录的《商君书说民弱民篇为解说去强篇刊正记》。值得一提的是，“蒙文通先生著《儒学五论》他竟对其中两论提出重大修改补充意见，蒙文通先生大惊！” 蒙季甫在一篇纪念性文章中深情地写到，“蒙文通先生是我堂兄，也是我的老师。当我还在青少年时代，他见我虽家贫失学务农，但还喜欢读书，便开始把我引向学术道路。”这种亦师亦兄的关系，早已超越血脉相连的兄弟亲情，称得上学术史的佳话和典范。 七七事变后，日寇对蒙文通威逼利诱，他毅然带着亲属返回四川，受聘四川大学教授，兼四川省图书馆馆长。蒙文通提醒研习经学的蒙季甫，今古学派不能“单纯从经学可以得到解决”，“要在先秦诸子中下一番功夫”。蒙文通“经子互补”的学术方法，正是此后蒙季甫关注法家学说的理论依据。顾颉刚在未刊批语中提及“时季甫正集商君书各种版本作校读一书”，大概是受蒙文通启发研读先秦诸子的学术实践。 现存三册的《商君书校读》手抄本，应是蒙季甫收集商君书各种版本校读的学术成果，遗憾的是第一册已经亡佚。在受聘齐鲁大学国学所时，顾颉刚“时与蒙文通接席”。据蒙文通之子蒙默口述，蒙文通“也在齐鲁大学教书”；此外，“星期六下午他就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去了”，“星期天下午就回城里面来”，因为齐鲁大学每周六有个座谈会。在与顾颉刚的接触和交往中，蒙文通必然向顾颉刚提及和推荐过蒙季甫，并且后来结识。因此，顾颉刚才会多次主动向书店推荐蒙季甫的书稿，但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学术史不容遗忘 晚清以来，诸子学复兴呈如火如荼之势，法家学说亦是如此。民国时历史学家常乃惪便宣扬“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 “评法批儒”运动使得《商君书校读》被重新发现。此时顾颉刚被征询此稿，其才重见天日。由此，顾颉刚在书稿扉页上题写了上述那段批语。20世纪30年代，蒙季甫收集、整理和校对《商君书》，正是在蒙文通的指导下，为深入了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问题，扩展至研习先秦诸子的实践。也就是说，《商君书校读》的撰述旨趣，并非是为研究《商君书》而研究《商君书》，乃是以“经子互补”的方法扩展和深化经学研究。然而，由于“评法批儒”此书稿才被重新发现。大概，这就是顾颉刚“难息此久之”的缘故。 遗憾的是，这部书稿随后再次被人遗忘。《商君书校读》首页有顾颉刚的批语，正文内容以小楷字体书写在“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稿纸”上。这部手稿的学术价值自待以后专家研究，本文仅以顾颉刚批语钩沉相关的历史记忆。 这段被遗忘的学术史不仅是一部书稿的命运史，也是一段学术交谊史和社会变迁史。手稿既有蒙季甫一心向学术的心血和蒙文通一心指导的心血，也有顾颉刚先生一心推荐的心血，堪称学术交谊的结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