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讨论“四川”概念史有什么意义 现在需要回答的是，弄清楚“四川”这个历史地理名词的概念史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从语义学(词义学)来讲，一个名词的词义在不同时代(时期)其内涵可能是不同的，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准确地理解这个词的历史内涵，避免以今观古。就“四川”来讲，其义三变：一为北宋及南宋时期作为“川峡四路”省称的四川，变而为南宋时期执掌川峡四路某种专门职权的四川，再则是元代以降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四川。 第二，从校勘学的角度来讲，可以避免阅读或书写时混淆汉晋之失，亦可纠正今本史籍记载之误。就此，其可议者有三： 其议之一：既然分今四川重庆地区为“川峡四路”是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的事，并由此省文而得“四川”之名，那么可以肯定，咸平四年之前不可能出现“四川”一词。然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中，此前却两见“四川”之名，一则卷22，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二月戊辰载：“诏岭南、四川、江南、两浙职官”云云。另一则为卷32，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九月庚子，王化基献《澄清略》，其五“择远官”云：“望自今凡负罪之人不许任四川、广南为长吏。”点校本之前出版的光绪浙江书局本《长编》(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则与此同。 仔细分辨则可以判定，两处“四川”均为“西川”之误。我们知道，北宋初年曾在原后蜀统治区内设“西川路”，后分置峡路，合称“川峡”，咸平四年才又分置四路，故称“川峡四路”。唐代已有“西川”之称，北宋时使用更为普遍，与岭南(岭表、广南)等常常相提并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诏令集》等宋代史籍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查《四库》本《长编》和明永乐版《历代名臣奏议》影印本所录王化基上文，均作“西川”，可证光绪浙江书局本《长编》和今点校本《长编》上引两处“四川”均为校勘失考之误。《四库》本也多有抄误，如标点本《长编》卷35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吏部尚书宋琪上书言边事，其末云：“又，臣曾受任西川数年，经历江山，备见形胜要害。”卷36淳化五年九月参知政事苏易简荐“枢密直学士、虞部郎中张詠可属西川事，诏詠知益州。”此两处“西川”，《四库》本皆作“四川”，显然是鱼鲁之误。 其议之二：即使在咸平四年(1003年)三月分川峡四路之后，上述错误也是常见的。但此后所记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视之。以《长编》、《宋会要辑稿》和文渊阁《四库全书》三部典籍为例，宋哲宗之前，所见到的直接使用“四川”一词的有如下八次：景德元年四月、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庚寅、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庚午、皇祐五年(1053年)九月壬申、嘉祐五年八月丙戌、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戊辰、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辛卯、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癸丑等。这八次中，包括景德元年、嘉祐五年、元丰元年、元丰四年、元丰五年五次都可以证明有传抄之误。一，景德元年四月，清抄本《宋会要辑稿》载，殿直宋垂远受命巡视“西鄙”前线地区，此前他向朝廷建言称“四川军界有白草可岁刈”事(25)。今考，此处“四川”当为“四州”之误，《长编》卷56载景德元年四月，“垂远言四州军界有草，可岁刈取百万余束”，此“四州”当指关外阶(治今甘肃武都)、成(治今甘肃成县)、西和(治今甘肃西和)、凤(治今陕西凤县)四州(26)。二，《宋史》卷12《仁宗本纪四》载：嘉祐五年八月丙戌，“置江、湖、闽、广、四川十一路转运判官”，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载是日，“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显然是元代《宋史》编者省文的书写。三，元丰年间的三次，文渊阁四库本均抄错。标点本《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戊辰，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言“四州军依朝旨标拨官庄田外”云云；卷314元丰四年七月辛卯，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言“琼管四州自来官吏务为贪墨”云云，这里两处“四州”，《四库》本均作“四川”，错误明显。又如标点本卷331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癸丑，李宪上言熙河事后下诏“李元辅变转西川钱各支五十万缗”，此“西川”《四库》本作“四川”，误，标点本校勘记辨之甚详，此不赘。其余用“四川”一词的三处是，《长编》载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庚寅有载“诏四川盐井户”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庚午“三司请留四川上供绢十万”，皇祐五年(1053年)九月壬申“诏臣僚毋得以子孙恩请弟姪任四川职田处官”(27)。 综上可见，在今日史籍中，宋徽宗之前，“四川”一词只见有断续零星的记载。它的使用并不常见，这是因为“四川”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咸平四年三月分川峡为四路是指漕司路(转运使)，其后不到四年的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又为“兵甲贼盗事”，将川峡四路并为西川、峡路两钤辖司提举(28)，回到至道三年(997年)所定的15个转运使路的划分(西川、峡是其中的两路)。为因应时局的变动，“川峡四路”的分合在很长时期都处在一种磨合的状态中，故而“四川”一词未能一开始就稳固下来。 其议之三。从路治区划来讲，宋代从不把川峡四路称为“四川路”，《宋史》等书上的记载应有所辨正。《宋史》卷12《仁宗本纪》四载：嘉祐五年(1060年)八月丙戌，“置江、湖、闽、广、四川十一路转运判官”，这是《宋史》编者省文的书写。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载是日，“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又如《宋史》卷189《兵志》三记北宋熙宁以后之“厢兵”时说：“四川路：步军之额，自开远而下十，并改号曰克宁。”此语所出，乃同书卷所载枢密院之上言，熙宁四年，枢密院上言“诸路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且“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其中言“川四路曰克宁”，也就是说，川峡四路不教阅厢军的总名叫“克宁”。又谈到“不教阅厢军拨并”廪给钱粮之事时，也说是“川四路克宁”(29)云云。均言“川四路”而非“四川路”。清嘉庆《四川通志》有云：“咸平四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此亦含糊其辞，应该指明，宋代没有设立“四川路”，“总曰”只能从省文方面理解。 第三，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四川”由虚至实的变化与宋代政局的演变密不可分，此实乃“隐蔽”于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常有数路合称的情况，如两淮(淮东路、淮西路)、两湖(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二广(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两浙(浙江东路、浙江西路)等，这些虚称的大区后来都没有演化为行政区划，演变为实者唯有“四川”而已，表现出宋代四川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四川”词义由虚而实的变化是地方政区符合逻辑演变的一个注脚，不是主观意图而是客观使然。 宋代“路”本是中央派出的监察辖区之制，不是完整意义的行政区划，或者称之为地方行政的“二级半或虚三级制”(30)，实际上这是由监察长官演变为地方行政长官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转变，汉唐时代不乏实例。汉代的“刺史”是由监察而为行政长官的显例，唐代各镇置节度使、观察使，均乃由监察而为行政长官。宋代诸路分置使职，“皆沿唐制而加厉”(31)。在四川，监司长官职权扩大，突破了“路”的限制，“四川”由虚变实而走向行政长官的趋势十分明显。诸监司的管辖区域时有变动，而这种变动一般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因应而为的。真宗咸平元年，“以西蜀辽隔，缓急应援不及，故分为益、梓、利、夔四路”，而咸平四年时，“又以漕輓各司，其局难于均济”，故设置“川峡四路都转运使”(32)，以便统一协调。可见合四路之上而设“都转运使”乃形势使然。南室南渡，“川峡四路”作为西部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财政上来讲，川峡四路都需要统一协调合作，建立超越于川峡各路职权之上负有某一专责的职权机构，以提高对金作战效能，“四川”也就频频冠之于各职能机构之上。川峡四路各路的职权缩小，如前所述，合四路之上的“四川”某种专门职权却频频产生，反映了川峡四路军力或财力需要协调和整合的要求。 南宋对金有江淮、荆襄、川陕三大防区，独蜀地远离行在数千里，奏报往复，往往数月。对金作战，必须四路协调，且有相对独立的措置之权，统一调配指挥，方乃“甚合事宜”。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六月辛未，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申禀诸事说： 川蜀向来用兵，都转运司领财赋，而隶于宣抚司，如赵开辈，皆宣抚置其所厚，宣抚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为一切之政，故粗能应办。是时兵统于诸帅，财领于都运，而宣抚使兼总之。(33) 宋初以来，采取了种种削弱地方之权的措施，如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之弊，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敌骑一过，莫不溃散。”(34)宣抚司本掌军旅之事，由执政大臣为之。四川宣抚兼统兵事和财赋，有了“便宜”之权，已与宋初分割兵、财之政大不相同，这是四川在当时所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的。王之望又说： 后来朝廷改置总领，实分版曹之务，仓库皆以户部为名，而以朝臣奉使。赵不弃初除四川总领日申画一，顷云：……东南三总领，责任差轻，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匮乏可丐乞。蜀在数千里外，奏报往复，动经数月，与东南事体不同。近朝廷以吴少保为宣抚，而应干事务，令王制置同共措置。四川军事，有所统一，甚合事宜。是则宣抚制其兵，制置共其谋，而总领主其馈饷。 王之望所禀，对于思考“四川”的演变很有参考意义。他还说：“四川自置总领司以来，未经用兵，一旦有事，与当时不同，恐或诸司，或有申明不相参照。朝廷行下，临时难以酬应。……今总领户部仓库、粮审院并在利州，职当科拨应副。若以军一动，其般发转输，须合有随军转运，前此或以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抚司参议官为之。今三都统边面皆属利路，利路漕臣皆赖协济，责任最紧。”(35)近有论者将督理财政的总领所、统领军事的制置司和宣抚司称之为“准行政组织”(36)，当然是可以的。可以强调的是，“四川”的总领所、制置司和宣抚司在“四川”由省文之称走向行政统合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由上知之，川峡四路的统合最早是由财政、军事等专门事务的地区协调而权设的，后来才有行政方面的统合；统合规模也由两路、三路，再到四路，有一个渐进过程。虽然各使的设置兴废不一，权限大小时有伸缩，但都与时局息息相关。建炎军兴，成都府路安抚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别置官属，由于仓促，官属廨舍皆寄居成都金绳院内。乾道年间，制置司又撤了，时人“置制司兴废无常”之叹，正是“四川”向实体演变磨合过程中的“阵痛”。在南宋，官司的遽改遽废不仅止四川地区，但四川较为突出。帅司路频繁置废(37)，同川峡四路的分合一样，皆是因应时局变动的举措，本非固有设定之“制度”。但川峡四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从南宋在四川推行的类省试中也可以看出：绍兴元年六月，始专择诸路宪、漕或帅守中词学之人总其事，宣抚处置使张浚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类省试。绍兴五年，恢复试进士于南省，“惟四川即试宣抚司”(38)，两年后又移制置司。不同的管理机构难于固定，正是由于“四川”尚未成为行政实体的缘故。 元代的四川行省也不是一开始就设置确定的。战事未平之中统三年(1263年)，先有“陕西四川行省”的设立，具有“临时处理军政”行省的性质(39)，也应当是承袭南宋有相当独立权限的“川陕宣抚处置使”而来。在宋代，川、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不仅“川陕宣抚处置使”，另如“川陕茶马监牧公事”、“都大同主管川陕茶马公事”、“川陕宣谕使”等，都见其唇齿相依。随着战事的逐渐平息，“四川”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由“陕西四川行省”中分置出来，全称叫做“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含成都等九路，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实体的“四川”从此固定并沿袭下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与时势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对四川这一概念演变的梳理，可以为中国近世千年地方行政区划格局的形成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后记]本文叙述中的“四川”，除特别指明者外，是指重庆直辖之前的四川。但古代的巴蜀或四川一般包括今陕西南汉中地区等地，但不包括今四川西部甘孜、阿坝两州和南部凉山州的部分地区。又，本文蒙贾玉英、张其凡、李昌宪和韦兵、王果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