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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地域文化研究热潮中，河洛文化的探讨与研究越来越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河洛文化研究进程中，河图洛书已经成为河洛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徽识，更是河洛文化研究中不能忽略的研究课题之一。 “河出图，洛出书”。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是古代的气象图，还是古代的地理书？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的龙马负图寺与河图洛书有何关系？本报记者前往洛阳进行了探访。 千年古寺里的“河图之源” 据孟津县地方志等文献记载，龙马负图寺始建于西晋。20世纪90年代，孟津县人民政府对龙马负图寺进行了修复，其后又对其重新规划并进行了扩建，形成了当今龙马负图寺三进院落结构的基本格局。 龙马负图寺红墙绿瓦，雕梁画栋，远远望去，一派巍峨壮观的景象。走过寺门前的小桥，就来到龙马负图寺的正门。正门为仿古代城门式建筑，檐下悬挂着“龙马负图寺”匾额，下方是一拱形门洞，门两侧的围墙呈八字形向两侧闪开，左侧墙面写着“河图之源”，右侧墙面写着“人文初祖”。 进到院内，迎面是一尊龙马负图的雕塑，马身立起，两前蹄腾空，呈飞腾之状，极具气势，寓意此马正从河里呼啸而出，腾空而起。院内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建有钟楼和鼓楼，旁边竖立着两通高大的石碑，上面写着“图河故道”和“龙马负图处”，十分醒目。 正对着龙马雕塑的，是一条长长的街道，街道两侧陈列着介绍河图洛书的展板，突出河图洛书的宣传主题。沿街道前行不久，正对面就是伏羲殿。这座建筑是龙马负图寺中最古老的建筑，为明代嘉靖年间建筑，伏羲殿为歇山式绿琉璃瓦顶，檐下悬挂着“伏羲殿”匾额，保留着鲜明的明代风格，殿内正中供奉着伏羲坐像，还有一尊身上带着河图图案的龙马。龙马负图寺中的最后一座建筑为三皇殿，大殿建在高台之上，两檐之间悬挂着“三皇殿”匾额，殿内供奉着伏羲、黄帝和炎帝。 与历代修葺、重建相对应，龙马负图寺的名称也历经多次更迭变迁，曾被称为龙马寺、兴国寺、龙马负图寺等。明嘉靖年间，孟津人王天叙在其撰写的《龙马寺记》中只谈到重修寺庙的经过和寺庙的佛教意义，并无提及河图之事。有学者推测，此寺可能只是一座佛教寺庙，由于佛教“浮屠”与“负图”谐音，联想到龙马负图之说，逐渐演变成龙马负图寺的称谓。 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竹书纪年》《礼记》《管子》等都对河图洛书有记述，后世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研究文献更是不可胜数。事实上，千百年来，尽管对中国古代两幅神秘图案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因没有文字注解，至今仍未形成一个被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解释。 正如史学家戴逸在《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一文中提到的，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河图洛书，千古之谜。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 千百年来，围绕河图洛书真伪性问题纷争不断。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洛阳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蔡运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看到的河图洛书图，最早著于南宋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此后，河图洛书图广泛传播。在传播的同时，受到强烈质疑。河图洛书的起源、真伪、内涵、与周易八卦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宋代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课题，但河图洛书之争，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解释。 蔡运章说，这两张图既没有文字说明，也没有传承关系。因此，河图洛书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遂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谜。 河图洛书之争，还需要得到考古学的有力证明。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长方形玉版上，刻有象征天圆地方、北辰、四维、八方、八节和八卦的图案。蔡运章据此认为，玉版四周分别钻有四、五、九、五个小圆孔，恰与《易纬·乾凿度》“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的运行路线相符合。此外，这块玉版出土时还夹在玉龟的背、腹甲之间，这与“灵龟负书”传说的实物相互佐证。在他看来，这件玉版图案当是原始洛书和八卦的象征。当人们撩开笼罩在河图洛书头上的神秘面纱，发现它们并非“天书”，而是中华文明史上两部渊源有自的杰作。 “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气象图、方位图，有的说是一种数学公式、数学方程，有的说是祭奠的典礼，有的则把河图洛书跟安徽含山出土的玉帛相联系，并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戴逸曾提到，许多说法都力图从科学的角度、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进行论证、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论证还不够，还要有更充分的证据，更圆满的说法。 关注内涵丰富的文化观念 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考察，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河图洛书分别出自黄河与洛河已经没有太大争议。 由于记载河图、洛书的《易经》《尚书》等文献没有注明其出现的具体位置，历代学者的推演和解说又使河图洛书变得更加丰富和离奇。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王永宽考察，关于洛书的具体出处有三种说法：一是在洛河上游的陕西省洛南县，二是在洛河中游的河南省洛宁县，三是在洛河下游的洛阳地区，但具体位置无法确指。 事实上，关于洛书出处的以上三种说法都可以在相关历史文献中找到依据。 河图洛书内容与形式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从实证的角度确定河图洛书出在某个具体地点，很难找出严格的科学依据。在王永宽看来，对于一种传统文化成果或者一种文化观念的认定比对其出处的具体位置的认定更重要。基于此，王永宽认为，把河图洛书看作一项古代著名的文化成果，把河图洛书的相关现象看作内涵丰富的文化观念，认定它产生于河洛地区，并把河洛地区的适当地点确定为它产生的具体位置，以此作为考察和纪念的依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地点不是严格的历史意义上的“出处”，而是假设的文化意义上的“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