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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史料笔记的惩劝作用 经世致用，惩恶劝善，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宋人史料笔记的作者在这方面多有强烈的意识和鲜明的态度，使之成为史料笔记一个重要的撰述旨趣。如钱易的《南部新书》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其序称： 先君尚书，在章圣朝祥符中，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民事多闲，潜心国史。博闻强记，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虑，尝如不及，得一善事，疏于方册，旷日持久，乃成编轴，命曰《南部新书》。凡三万五千言，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槩。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 序文出自钱易之子钱明逸之手，以“劝臣子”、“警愚俗”、“识国体”、“励节槩”来概括“鉴诫”的内涵，反映了钱明逸对其“先君”撰述旨趣的理解和阐发。 宋人史料笔记中常涉及唐朝史事与人物，而《南部新书》则大多记唐人唐事，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今略举数例，以见其旨。《南部新书》戊编记： 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这里所说的“本分钱”，把唐德宗的贪婪、裴延龄的奸佞揭露得非常彻底。又，其书巳编记：“贞元初，度支使杜佑让钱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杜佑为政，省官简政，讲求效率，后任淮南节度使十四年，唐宪宗时出任宰相，并非偶然。 宋人史料笔记中，与《南部新书》旨趣相似或相近者，有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僧人文莹的《玉壶清话》、方勺的《泊宅编》等。这些笔记多有比较明确的以鉴诫为旨趣的撰述宗旨，其序文均有明确申言，如：“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道古今理乱、人物成败，使人听之竦然忘倦”。当然，因作者的经历与视角不同，书中强调的“鉴诫”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 如《青箱杂记》记知恩感恩之人必为他人所重，其卷二记张齐贤事，作者写道： 张文定公齐贤，洛阳人，少时家贫，父死，无以葬，有河南县史某甲为办棺敛，公深德之，遂展兄事，虽贵不替。后赵普密荐齐贤于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前事，以为陛下若擢齐贤，则齐贤他日感恩过于此，太宗大悦，未几擢齐贤为相。 这是说张齐贤因知恩感恩为大臣赵普所重，进而被其荐于天子，使之得以重用。 更重要的是，张齐贤后因在盛大场合醉酒，“进止失容”而被贬谪，其间，常作诗自警，“兼遗子孙”，其诗曰：“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无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应降吉祥”。吴处厚受此事所感，乃“广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咏警戒诗’”。这可视为一段佳话。 《玉壶清话》多记宋朝史事与人物，于人的品质、行为尤多关注。如卷八之末记真宗朝君臣对待人才事，颇有深意。作者写道： 真宗诏卿士举贤良，翰林朱公昂举陈彭年。陈以家贫，无贽编可投之备入削，奏乞终任，不愿上道。杜龙图镐、刁秘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举人，况彭年实有才誉，幼在江左，已为名流所重，乞不须召试，止用昂之举，诏备清问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馆。 这一记述，对荐举者的“端介厚重”，被荐举者的谦逊与“实有才誉”，从旁建议者的识见和善意，以及宋真宗的豁达纳谏，都直接间接地有所涉及，且有启发与教育意义。 方勺所著《泊宅编》，对本朝皇家聚敛财富的事实也直接揭露。他写道： 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赐赉亦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是日，役夫各赐银碗，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磐固侯。 这是关于北宋末年朝廷腐败的极具体的记载和有力的鞭笞。宋人史料笔记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反映了作者们对于政事的关注，是宋人史料笔记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