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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学界被称为“谭图”。 “谭图”的编绘，前后绵延32年，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 1989年，在中科院召开的庆祝大会上，谭其骧这样总结道：“他们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尽管他们所获得的荣誉和报酬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但他们都以能参加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 “徒弟”邹逸麟，是“他们”中坚定而出色的一员。在一笔一画的地图编绘中，在日复一日的漫长坚持中，在没有名利可预期的状态中，他默默地为这项工程付出了自己的时间与智慧。与此同时，学术的经验不知不觉积累着，并最终成就了他的学术攀登。 解放周末：《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前后历经32年，您作为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至今难忘的是什么？ 邹逸麟：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并不是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是以清代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为基础，进行改绘、修订。随着工作的深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首先，“杨图”精确度差，误差很大，内容也有很多谬误；其次，“杨图”只从春秋绘到明代，而且仅限于中原王朝，没有全面反映出我们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真实面貌。 为此，1960年，谭先生决定编绘一部准确反映中国历史的图集，名字就叫《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大大增加了。特别是有些地区的地名方位，史书无专门记述，全靠到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搜索寻觅。因为增加了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复旦一家承担不了这个任务，还邀请了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与到项目中来。这就需要大家经常地开会、讨论，反复沟通与确认。最后全部的地图编完，参与人员的名单有一百几十人。 解放周末：从改编“杨图”到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从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 邹逸麟：绘制工作用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一个“底图”的问题。我们画历史地图是古今对照进行的。开始时，今天的地图我们用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地图。随着中国测绘事业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地图的许多错误，就要重新换。换一次地图，就要把那么多历史地名、地形等“搬一次家”。地名要重新考证，地形不一样，换一次地图，要画一年多。我们一共换过4次地图，前前后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 从1980年开始，历史地图集就修订一本出版一本。但明清时期的地图，因为涉及政治问题，谭先生和有关部门看法不一致，多次开会讨论，大家各不相让，就一直拖着。但是，前面几册地图已经出版，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关注，唯独明清两册迟迟不出版，国外学者也有疑问。后来，出版社给中央打报告，最终决定听从专家的意见，于是，1987年，明清两册地图出版，这项工作才算全部完成。 解放周末：听说为了地图集早日问世，绘制人员都争分夺秒地干？ 邹逸麟：有几年，我们是没有寒暑假的，春节也就3天假。我们白天干，晚上也干，还有通宵干的。工作辛苦，但大家也没什么牢骚。 解放周末：在卷帙浩繁中查证地名，经年累月地伏案一笔一画，这份工作繁琐枯燥又容不得一丝马虎，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的？ 邹逸麟：当时我们接的任务，都是一搞就是几十年的任务。搞这么大的项目，要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名，也没有利，但那时候，大家也都没想着要多少稿费，也没有名利思想，就是干工作。像我，大学毕业后这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死心塌地。 解放周末：当学术的生命经历了这样厚重的砥砺，学术的成长也就变得水到渠成。 邹逸麟：进行大的科研项目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对国家学科发展有好处。中国的学科发展多是以大项目为基础的，像对殷墟甲骨文、敦煌的研究,都是几十个人花几十年时间搞的，搞出来以后国际上震惊。这样的研究是可以让学科发展上一个层级的。 第二个好处是培养人才。现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六七十岁的人，差不多都参加了历史地图的编纂。我认为，青年人搞研究，要有大的任务带动比较好，要有立足点。不管你搞什么学问，没有基本功，研究就没有头绪。这种科研的集体项目是训练一个人基本功的最好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