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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城镇与堡寨空间分布 堡寨设置起初，多为军事驻防目的，在后来城镇发展中，成为城镇空间走向的中间带，城镇发展的辐射区。美国学者万斯(J.E.Vance.Jr)称其为“塔堡城镇”，认为其设置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安宁，组织、控制和征收乡村税赋”，而“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或一道军事防线”。⑧当然，中国的边堡起初并不存在征收赋税的任务，但待其转型为村庄市镇后，才担负起这一功能。清代黄河上游区域的堡寨在地理位置和资源利用上是府县城存在与扩展的基础，也是府县城人口增长和商贸经济发展的储备地。其初设的目的，又往往在于护卫城池，守望相助，与纳赋缴税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清代以来的地方文献中，有许多相关方面的记载。如“金县属内与皋兰连界之村庄多以营堡为名”，[8]“村堡为一县之环卫，社堡尤为众村之环卫。永登地方辽远，人烟丛集，或数百家为村，或百余家结社。星列棋布，小大相维”。[9]大通县志的作者，对城镇之间普遍存在的堡寨与中国传统的邻里居住格局加以阐释，认为“周制，分里连乡，八家同井，凡使人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用意深矣”!堡寨就是这一模式的延续，“而无悖于古者，其为寨堡乎!”“寨堡或连村结室，或筑垣如城，人民聚族而居，亦相友相助之遗意也”。这是堡寨功能的一层意思。那么，还有一层意思就在于“况西北地方寥(辽—引者)远，道路梗塞，一旦有变，国军应敌不能随请随至。故人民自相捍卫，不得以此为便利，质是知寨堡之关系，亦因地制宜之大要矣!”[10]表明了堡寨于军于民的直接功能。堡寨营镇的存在和变化，对黄河上游城镇体系的建构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康熙年间，甘肃所属金县城外的四面，有属堡18个。就方位而言，城北7，城南4，西面、西北面分别有2，东面、东北、东南各1。从各堡与县城的距离来说，最近的即位于县城南、北郭外的南关堡、北关堡。其次，距离5～15里，有6堡，30～60里的有7堡，120-160里的有3堡。[11] 洮水流域的洮州厅，距离岷县城较近，与碌曲、迭部距离较远。其城内经济、与外界的联系等地方运转各项事务，都不能脱离城外四周分布的堡寨。洮州城外的堡寨，被当时人看成是“民间之散堡”，其与周边的交通要路相连。又连接墩堡关隘，功能上兼具军事与民事双重性。洮州城四面八方所设有的堡寨，共有232个，⑨其中城东51、南路33、西路45、北路55、东南路21、东北10、西北5个，均以距离城的里程远近而分布。当然，在洮州城四周，除了“民堡”外，还有许多“要堡”，分布于城西、东两方四五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的交通要道、军事关隘处。 有些堡的修筑，起初也完全是应一时军事之需。如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事，庆阳地区为避战乱修建了许多堡。人们以村或族为单位，据险修堡，堡内挖窑洞作为临时避难所。又如庆阳的华池堡子咀、谷家大堡子、郭家堡、米家堡、石家堡、赵塬堡子、西峰区堡子、路家堡、镇原新堡、马堡。环县的陈家堡子、大寺堡子、小堡沟、大柴沟民堡以及镇原东北的姜家洼堡等。[12]堡内的窑洞宛若蜂房，形似营垒村寨，被当地人称为“堡子窑”。发展后期，民堡的功能则更强。大通县的堡寨即属于民堡的一种，清末民初时，有堡寨33个。其中河东有6堡，为当地人们“生聚”之要区，河南10堡是富庶之区，河西8堡物产丰富，河北9堡土壤肥美。[13] 当然，清初，堡寨的军事功能更胜一筹。康熙时期，湟水流域的碾伯所城尚处于军事地位高于行政职能的时期。清廷为便于控制居于此的蒙藏与农耕区汉回等族，绕城建若干堡寨。如所治东境有水磨堡等17堡，南境有冈子堡等17堡，城西境有旱庄等3堡，北境有6堡，东南境有洪水堡等62堡，西南境有七里堡等9堡，东北境有卯寨沟庄等4堡，西北境有祁土司祁家堡等5堡。[14]所设堡寨数量分布，并非按一定的规律，而是四方所设不成比例。碾伯南部及东南接界的巴燕、循化，所设庄堡最多，西境往西宁府界最少。如此分布，与此处固有的地理形胜无不关系，更取决于行政管控推行的力度和治理程度。如其时巴燕、循化地方处于多民族交界的边地。南部和东南部的农耕文明程度还相对较低，居住人口生产方式尚处于游牧向农耕转化的初级阶段。后伴随人口的不断集聚，成为城镇势力东南向发展的基地。 宁夏境内主要军事营堡集中在府的北部，随着社会管控程度的变化，军事防御堡寨或废弃或转化。经对乾隆《宁夏府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所记载的城堡及占地规模统计。除了宁夏满城具有原本的特殊性，城垣规模最大，周有7里5分，其他营堡的规模不一，表现在盐茶厅的西安州城堡规模较宁夏满城次之，城周5.6里。玉泉营堡、兴武营堡、广武城堡、新营堡4营堡规模在3～4里左右。城周2～3里者有洪广营堡、清水营堡、惠安堡、韦州堡、枣园堡和沐家营堡，占地规模均小于满城。大多数营堡的城周在2～3里之间，占50％。基本以能够满足军事驻防为宜。另外，32个城堡中，与各中心城镇的距离，除了未标明里程的1个外，在90里以上的有18个，70里以下的13个，分布置于各城镇中心周边，以达到拱卫的目的。 堡城的占地空间一旦不能满足官兵驻扎的需求时，倘若军事位置重要之处，尤其位在重要的多民族交界处或管控的松散区，也会适时地增筑扩建城垣。如黄河九曲的循化营地，明代为防御蒙古的前哨，故初设的缘故为“地近番、撒”。康熙十一年(1672年)时，随着循化地方的重要性更增强，由河州副将往来游巡驻防。起台地方也因为是十分重要的军事驻防之处，于万历年间，筑有起台城，置守备驻防。明清之际，守备内移至双城堡。乾隆三年(1738年)，黄河“蒙番”纷争不断，兵部令起台堡守备仍归起台城原汛驻扎，但由于“堡城窄小”，准予在旧堡之外“接筑关厢”。建造衙署兵房。后因堡城“四面皆有壕沟，难以接筑”，遂令河州地方在原堡城东门外勘地兴筑。[15] 在城周向外延伸地方设置关隘，起初也是为军事防御的目的。明末清初，在黄河九曲蒙藏游牧之地，设24关，散布在河州所属的循化城外。其中以老鸦关最为重要，其次为积石关，而土门关则以大夏河流域藏族繁盛后渐趋重要。[16]重要的交通要道、交通供需路口，也设有军事性质的关隘。如在固原和隆德之间有瓦亭关，位在平凉西90里，由此北行80里至固原。西南行50里至隆德。固原为赴宁夏之道，隆德为行兰州之道。瓦亭关有城周3里之土城，城内设兵营，有二三商廛马店，主要为来往的商旅提供马匹。[17]所设关隘，直到清末民初时，名称依然保留，只不过其军事防御功能减退，在关之地，已经被编入行政管辖区内。 有时候，城镇之间空间距离范围内行政管控模式的选择和设置。与人口密度相关联。里的设置就属此类。如明嘉靖年间以前，河州卫城所在的区域内，划分里甲进行管理，依照人口多寡，分有45里。入清后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前后，人丁减少，里甲数减至31里。[18]再如甘肃东南部的会宁县，原额里甲16里，明正统二年(1437年)，置靖虏卫，分北境军户以属，而县属编户减并12里，⑩入清后，管控巩昌卫之东南北三路。又划拨增加临洮、兰州两卫及兰州厅的吴百户、秋百户所辖人口约200户，使得会宁辖境扩大。至乾隆九年(1744年)，又将周边里甲按照庄村的模式划分管理，仅会宁本城就有48庄村。[19] 铺也是存在于城镇之间的主要空间连接带。庆阳县内的白马铺、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等多沿马莲河及其支流沿岸分布。这里地势平坦，便于交通，又靠近水源，取水方便。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其他零星分布在庆阳府境内的还有草滩铺(庆阳)、五郎铺(西峰)、卅铺(庆阳)、蒿咀铺(合水)、郭铺(宁县)、山沟铺(环县)、秦铺(镇原)、五里铺(西峰)等。据乾隆《合水县志》对铺的记载可知，境内铺舍线路的构成是与当地的村庄、集镇及驿站等其他邮传设施结合而完成其中转使命的，并且是按照“国野之道”基本标准设置，直至清末，道路交通仍畅通无阻。[20] 清代在黄河上游西部新建的一些城周还设有乡的单元。位于日月山垭口之处的丹噶尔城，是以西宁城为中心向西辐射的边界，为城镇体系西向牧业区延伸的起点。当然，其城外四周各乡堡庄的分布，也是支撑该城发展的重要条件。丹噶尔本城以外，“土人概称为四乡，实则正北无所谓乡也”。光绪末年时，仍以四乡划分。其东、南两路，分别称为东乡(位于城正东的西石峡内，东北与河分界)、南乡(城正南)，西路以河南为正西乡(临城河南)，以河北为西北乡(西城门向西北)。乡与各庄的距离平均在10～20里之间，少的三五里，多的二十多里不等。(11)各庄中，还筑有作为防御工程的团寨，大部分为同治、光绪两次回民起事中所筑。如蒙古道庄团寨，距城南5里许，同治年间所筑，仅“容小户十余”。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筑的纳隆庄团寨，在城西南5里。[21] 当然，在城镇以外的地理空间，除了上述的以堡寨为主的几种形式单元分布外，还有墩塘、营汛等类型的或军事或传递信息的联络点分布，共同构成城镇网络空间格局的组成部分。这些属于城乡结合部的区域，为城镇的长期发展所起的支撑作用是城镇研究中所不能忽视的。不得不说的是，进入民国后，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伴随行政隶属变动频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对城镇及周边所辖以区、村的形式加以管理。也就是所谓的区村体制，是城镇管理体系的衍生，为县治中与城媲美的管理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