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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文艺复兴之后，历史写作在西方经历一个显著的转变，其影响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历史写作的一个普遍的范式。西方史学的这一转型，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因素在其他文明中也曾出现。大致而言，促成西方史学完成其近代转型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艺复兴催生的博古学研究，让史家不但重视实物史料，更助长了研究的风气；第二，17世纪以来研究方法的改进，特别对历史文献学的重视，滋生了对传统史学的不满和批判；第三，科学技术的长足进展，让不少哲人希求总结历史演进的规律，由此诞生了历史哲学；第四，上述史学方法和历史观念的变更，特别是脚注方法的运用，让历史写作不但能叙述史实，而且展现研究成果和历史解释，自吉本开始，逐步演变为现代史学的基本写作模式。 关 键 词：史学的近代化/博古学/史学方法/历史哲学/伏尔泰/历史注释/吉本 作者简介：王晴佳，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讲座教授。 毋庸讳言，当代世界的史学著述，已经呈现一种划一的趋势，无论是在原来便有丰厚史学传统的中国，还是被人原来视为“没有历史的民族”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基本都参照欧洲近代史学的模式(进步观念、章节体裁和注释引证等)。但有趣的是，在欧洲近代以前，抑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历史的写作与其他地区(譬如中国)，在观念、方法和形式上，均有一些可比之处。欧洲史学的近代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课题，在中文学界已经有不少论述，但似乎仍有加以全面整理和概括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将在下面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供读者方家指正。此文的写作意图，不是为了称颂欧洲文化之高人一头。相反，笔者认同印裔学者迪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将欧洲的文化模式“区域化”①，而如何区域化便需要针对欧洲文化和史学在近代的转型，从事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一、博古学与历史学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现代意大利学者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一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莫米利亚诺所描述的，正是近代欧洲早期的博古学者(antiquaries)。他指出，到了18世纪之后，这类博古学者已经几乎不见踪影了。而他们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学科分化的结果；他们在近代或许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莫米利亚诺由此而感叹：博古学本身成了一个历史问题，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历史的变化。但吊诡的是，探讨这种历史的变动，又会让博古学家深感无趣。② 博古研究，并非史无前例；古罗马的“博学之士”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27)，就以研究古物、古书而著名。甚至“博古”(antiquarius/antiquitates)之名，也来自瓦罗。像人文主义一样，博古运动其实是欧洲人重拾、重建古典文化的一个产物。如果说人文主义以探究古典文献为主业，那么博古学则还收集、研究各种古董、古物。但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家，往往又重合于一人，譬如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就是一位，而与比昂多同时的伯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occiolini，1380-1459)亦是如此。布拉乔利尼的例子，最能看出人文主义与博古运动的内在联系。布拉乔利尼热衷收集古书，也即前世留下的各种手抄的稿本。为此目的，他几乎走访了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图书馆，然后对各种手稿本进行核对、整理和校订。通过他的努力，许多古典著作得以重见天日。但同时布拉乔利尼又对名胜古迹充满兴趣，所以他的多次出游，并不只是为了收集文献，也为了欣赏和研究古代的建筑，然后与书本知识加以对照。他曾经在罗马城的旧址徘徊，发出类似“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后面将要讲到，18世纪的伟大史家爱德华·吉本在走访罗马古迹的时候，也想到了布拉乔利尼，并表达了相似的思古之情。)③布拉乔利尼试图用考古的手段，补充和纠正书本知识，这种寻找“二重证据”的手段，体现了博古研究的特色。 博古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物，因此其研究手段是多学科的。如用现代的学科区分法，博古研究综合了考古学、民族学、古文献学、比较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采用这一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是因为研究对象的需要。古代的文物，种类繁多。除了古代殿堂、纪念碑、功勋墙等的遗迹之外，还有钱币、羊皮文书、盔甲、铭文、石刻等等。在上述这些古物之外，还有各类古本，即文献史料，也是博古学家研究的对象。对于博古学家而言，他们对古代的兴趣，没有任何止境；但凡一切与古代有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譬如为了知道古代的风俗，他们除了参考古书记载，还会收集、整理歌谣等民间材料。而为了了解古人的经济生活，他们还补充天文学的知识，研究气候的变化。研究古代城市的规模和建设，则要学地理学和测绘学等。在文献研究方面，由于拉丁文本身经历了种种变化，而且还有希腊文的古典文本，所以又必须掌握多种语言及语源学。 博古运动兴盛的原因，像其研究手段一样多元和多样。文艺复兴的起始，固然以恢复古典文化为宗旨，但其发展的结果，则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使他们不再把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制度和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和神圣不可侵犯。由此，欧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为一种被当时人称为“皮浪主义”(Pyrrhonism)，也即极端怀疑主义的风气所笼罩。其实“皮浪主义”这一称呼，也是人文主义和博古运动的产物。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270)本人是一个古希腊学者，据说曾去印度游历，然后就指出一切都不可信、一切均可怀疑。有关皮浪的生平和学说，主要是通过罗马学者塞科斯特斯·安普利克斯(Sextus Empricus，约公元160-210)写的一本名叫《皮浪主义概说》(Pyrrhōneioi hypotypōseis)的著作。换言之，在中世纪时代，这两个人物显然都不为人所知；只是通过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发掘，他们的论述才重见天日。当然，皮浪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真有其说、安普利克斯对他的描述是否真确，都是可以怀疑、然后研究的问题。 所以，皮浪主义的流行，让欧洲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枷锁，从而敢于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探索。简言之，皮浪主义就是疑古主义；皮浪主义者就是疑古派。正是这种疑古的风气，让欧洲学者努力运用多种手段，探究任何事物的真相。以历史写作而言，中世纪流行的世界、普世的编年史，便逐渐为以民族为主题的史著所取代。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中世纪编年史的编写，编者大多为足不出户的僧侣，其采用的史料，除了圣经、福音书等教义以外，大都是一些传闻和二手著作。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题材是普世的历史，以求揭橥上帝的神意，所以采用二手的材料，也就无可避免。但宗教改革以后，许多教会认可的宗教经典都受到了怀疑，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类展现神意史观的著作被逐渐取代，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被有所取代，普世史、世界史的著述仍有市场。这里有至少两个原因。第一是虽然天主教会受到重创，但仍然存在并在伺机反扑，而新教徒虽然挑战并脱离了天主教会，可他们的宗教信仰依旧，仍然坚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创世的理念，所以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寻求和证明上帝的神谕，仍具吸引力。在17世纪之后，各类史家不断编纂、重写世界史，就是例子。第二则与历史学的功用有关，即人们如何看待历史著述的社会作用，也即历史著述到底是为了鉴往知来还是为了保存记忆。如前所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探究，已经让他们发现，从古希腊开始，历史学便出现了两大类型：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式的作品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400)式的史著。前者的出发点是保存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因此力图包罗万象，而后者则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特别注重主导某段历史的事件而加以记录和描述。在前现代的社会，领袖人物的作为常常被视为历史变动的主导力量，因此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不仅在古代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后，仍然大行其道。为了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嘉惠后人，史家又必须运用各种修辞的手段；史学长期从属于修辞学，也源自于此。 由于力求无所不包，因此希罗多德式的博学，在古代成了知识的象征。在古代希腊，哲学家抑或智者(sophists)，都会利用这类研究，来获取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从而提炼出某种学说。而与此相对照，专注研究政治、军事活动，以求历史教训的著作，则主题集中，因此内容也比较狭窄。但不管是希罗多德式的还是修昔底德式的历史著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运用事实来铺陈并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动。由此缘故，历史叙述基本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而在中世纪，受到基督教史观的影响，史家更加重视纪年，希求从时间的流动中描述历史的演变。而无论是叙述体和编年体，史家记录事实，基本都是为了说明、解释一些现象。由此，莫米利亚诺认为，至少在15、16世纪的欧洲，历史著述与博古研究十分不同。首先，博古学家虽然喜欢过去，但不注重时间的流变；他们只想对某件古物，做系统的探究。其次，博古学家注意的是事实，而不是事实对于历史叙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如果研究某个事实，会全面、系统地搜集所有有关这件事实的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会研究，而不管这件事实的历史意义，即是否能帮助叙述和解释历史的变动及其原因。④ 所以历史学与博古学之间，在当时存在某种张力。法国学者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将史学分成三类：人类史、自然史和神圣史，便是一种反映。大致而言，如果历史著述专注以古鉴今，那么便会以人类的活动为主，那就是人类史，而博古学的研究，天文地理均是对象，因此可以属于自然史。更加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的史家注重其著作的可读性，因此对于事实的真伪，没有特别在乎。他们往往根据残缺不全的古代文献，模仿古人的文笔来叙述历史故事，因此常以讹传讹。而博古学家则对事实做详尽、系统的考订，因此特别注重真伪。由此出发，他们往往质疑古代作品的真假，再用实物史料来对此加以验证。那些实物史料除了钱币、铭刻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类公文。古代和中世纪的许多公文和宪章，都书写在羊皮上，因此也是实物史料，而且历史价值非凡。 历史学与博古学之间的张力，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当时有不少学者，既从事博古的研究，又撰写历史类的作品，如英国的威廉·坎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等。可是他们视这两种工作为不同的种类，并无意将它们加以整合，即用“二重证据法”来考订史实，将历史写作置于详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以坎姆登而言，他的《大不列颠风土志》(Britannia)，是一部博古研究的杰作，而他写就的《伊丽莎白一世编年史》(Annales Rerum Gestarum Angliae et Hiberniae Regnate Elizabetha)，其手法则大致延续了中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在注释和考订史料上，展示他博古研究的深厚功力。显然他认为历史写作与研究，并不一样。比坎姆登小十岁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17世纪英国政界和学界的双栖人物，后来以总结科学方法而名闻遐迩。而培根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博古学家，其兴趣多样，建树众多。像博丹一样，培根重视历史研究，指出如果知识是一座金字塔，那么历史学就是这一座塔的基础。他也同意历史有自然史和人类史之分，而后者又由“回忆”(历史文献)、“古物”(遗迹、古物等)和“历史”(编年史、传记、逸史等)所组成。培根对历史类作品做如此详细的分别，是希望它们之间能相互补充，但有趣的是，他本人写作的历史作品——《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则基本遵循了“君主之鉴”的著述传统，追求生动和富有感染力的优美叙述，而不注重运用可靠的史料和详实的考证。换句话说，培根虽然有心，但却没有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由此而论，在16、17世纪，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抑或博古学与历史学，尚是两种学问。博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差别，与学者与文人的差别相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