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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吉本与启蒙史学 从民族的立场研究历史和对历史的进程进行哲学思考，这些都是18世纪出现的新气象，也证明欧洲史家已经渐渐走出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伏尔泰倡导文化史，固然想证明法兰西文明的光荣，但也表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态度，那就是希望在历史现象的背后，发现和描述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变迁。因此，伏尔泰写作文化史，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回归希罗多德，但其实又带有新的意义。希罗多德的目的是罗列各种史实，而伏尔泰则希图解释历史。由此原因，伏尔泰治史就必须超越修昔底德史学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将军事和政治活动，视为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在《路易十四时代》的起始，伏尔泰就开宗明义，坦直地写道：“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人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18)这就清楚地点明了伏尔泰的意图，与以前(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修昔底德史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伏尔泰与修昔底德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看起来是在写当代史，但其实又有通史的眼光。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前，伏尔泰认为在历史上还有三个伟大的时代，那就是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些时代都有一些政治人物为代表—古希腊有菲利普及其子亚历山大、古罗马有凯撒和奥古斯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则有美第齐家族，但伏尔泰提及这些政治人物，也许只是为了帮助读者记住这些时代。而他更感兴趣的是与这些政治人物同时出现的文化巨擘，也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古罗马的西塞罗、李维、维吉尔等人。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伏尔泰认为群星灿烂，不胜枚举。毫无疑问，伏尔泰深知传统史学的悠久影响。他列举上述这些政治人物，就是一个例子。但他同时又对修昔底德式的史学，提出了颇为直率的批评。他这样写道： 读者不应指望能在本书中，比在对先前几个世纪的描绘中找到更多关于战争的、关于攻城略地的大量繁琐细节。这些城池被交战双方军队反复争夺，又根据条约时而割让，时而归还。千百个对当代人说来饶有兴味的情节，在后世人眼里都烟消云散、消失净尽。其结果是只让人看到决定各个帝国命运的重大事件。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都值得一写。在这部历史中，作者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 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19)显然，伏尔泰本人对于修昔底德的史学，兴味索然，也告诫他的读者，不要用旧的眼光来阅读他的作品。他的兴趣在于探究新的历史写作模式。从形式上看，《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有超过一半的篇幅描述路易十四为法国在战场上开疆拓土、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的政绩。如果剔除那些有关路易十四宫廷内部的逸事，那么《路易十四时代》真正处理文化、艺术和科学的部分则更少。所以伏尔泰的文化史写作显然有其局限。不过有趣的是，他在描述路易十四的军事和外交成就的时候，力求忠于事实，并不避讳路易十四的失利和失意。甚至他对路易十四的作为时有批评。比如他指出，路易十四虽然勤勉，但又好大喜功，因此并非最伟大的君王。通读全书留给读者的感觉是，伏尔泰描述路易十四的军功，其实是为了与那时法国的文化成就形成对比。他想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人再怎么军功赫赫，都只是一时的荣光，而且转瞬即逝，胜利之后就是失利。而文化、艺术和科学的成就，则将垂诸久远。所以路易十四时代的重要，不在路易国王个人，而是法兰西文化在那时的长足进步。 伏尔泰的观点，在下面的引文中，显露无遗： 有人曾经把路易十四时代同奥古斯都时代相比。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人的威势和个人的事迹可以相比。罗马和奥古斯都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比路易十四和巴黎重要十倍。但是必须记住，在所有不涉及凭借武力和威胁而具有价值的其他方面，雅典可与罗马帝国相媲美。我们还应该想到，如果说今天再没有像古罗马和奥古斯都那样的国家和君主，但整个欧洲远远胜过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时代，只有一个国家，今天却有好几个治理良好、文明开化、能征惯战、风气开朗的国家。它们掌握了许多希腊人、罗马人不懂的技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之中，没有一个在各方面比那个多少可以说是路易十四创建的国家更加光辉灿烂。(20)伏尔泰的这段评论，既明确表述了今胜于昔的历史进步观念，又点出了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路易十四时代的重要，不在路易十四本人的武功，而在他的文治。后者的成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非古代任何时代可以相比。 18世纪的史学旧貌换新，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史学中所关心的主题，已经荡然无存；其实，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存在。比如对自身民族历史的兴趣，显然与前人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和制度，有着必然的关联。伏尔泰努力创新，但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仍有大量篇幅描述军事和外交，就是一个例子。此后伏尔泰又写作了《风俗论》一书，对所知文明的历史(包括中国文明和美洲文明)，特别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变迁，加以概括、分析和描绘。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一部“全球史”的著作。伏尔泰的叙述，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一直写到他的时代，其比较、宏阔的视角，使人赞叹。但这种普世眼光，即希求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又让人联想到中世纪世界编年史写作的传统。毕竟，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人们对其基本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和看法，不但古今相类，而且在各个传统文化中也没有根本的差异。 所以，我们检讨18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的变化，也许不必在历史学性质是否改变的问题上用力过多。我们应该注意更多的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表述形式在那时出现的变化。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著述的形式如何革新，也会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史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如何随之发生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变更。在欧洲文字中，“批评或批判”(criticism)与“危机”(crisis)，属于同一词源。毋庸赘言，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在制度、文化和信仰上，都出现了一系列危机：教会、教皇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教会与教民之间的关系、教徒对于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和态度等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更。这些变更，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就是批评意识的增强。博古学、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在那时的蓬勃兴起，便是以此作为前提的。这些学科的发展，其重要目的就是要批判和审查以往的知识体系。 因此18世纪的欧洲史学，以方法论的突破为主要标志。确切一点说，历史写作需要揭示真相，这是古往今来的共识，但如何企及这一目标，并用恰当的形式表现，除了运用严谨的批判方法，还须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段。伏尔泰的文化史，就是尝试革新历史写作方式的一个尝试。如上所述，在他那个时代，注重文化史的学者，并非他一人而已。而伏尔泰还注重史实的真实性。举例而言，他在《风俗论》中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做了比较详细的描写，现在读来并无太大失误。这是因为伏尔泰没有道听途说，更没有信口开河。他有关中国的知识，像他交代的那样，主要依据的是欧洲耶稣会士寄回的报告和游记，因此是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21)但除了极偶然的情况，伏尔泰在书中没有对他所依据的史料，加以注释和说明。换言之，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尚没有采取近代历史著述的形式。 伏尔泰在当时有不少崇拜者和追随者，而其中之一就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像伏尔泰一样，吉本相信今胜于昔。他的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似乎就是在论证伏尔泰认为中世纪一无是处的观点，并加以分析和说明。因此，人们甚至可以把《罗马帝国衰亡史》看作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前奏，因为它的主题就是在处理伏尔泰眼里的四个伟大时代的中间阶段，即伏尔泰不屑一顾的中世纪的形成及其原因。但在写作形式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又比伏尔泰的著作更进一步。《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但文笔优美、体系磅礴，而且还用脚注的形式，努力呈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吉本的写作主题和精彩叙述，让人看到史学作为修辞学一门这一传统的持久影响，但他注重史料考证并加以注明的形式，又展现了他严谨的考证方法及其成果。吉本的宏著，所以是“历史之艺”与“批评之艺”的结合。由此缘故，吉本也被视为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从吉本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与古典史家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他出身高贵，又有从政的经验，不但熟谙世事、经历复杂，又有洞察、分析能力。而他的真正兴趣则在学术。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前，曾到处游历，走访了各个图书馆。他既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古代文献了如指掌，又是一个博古家，对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如钱币、铭刻等，也多方收集并进行研究。如上种种，都为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做了充分的准备。正是因为他热衷学术，对古典文化又情有独钟，所以他才决定写作这本巨著。吉本自己交代道：他写作的契机，在一次走访罗马城遗址的时候形成：“1764年10月15日，就是在罗马，当我伫立在这座古都的废墟里，在夕阳残照中缅怀往事，陷于沉思时，看到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在朱匹特神庙里唱晚祷诗，于是我脑海里第一次闪过一个念头，要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22) 吉本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轻易。因为他所处理的主题，其实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形成和演化。这是一个当时人熟知的领域，并已有不少论著问世。吉本的决定，其实就是要重修前史。所以他的举动，可以与贝耶尔编撰《历史和批判词典》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工作，互相媲美。吉本有此打算，正是他对这个主题，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为了证明他的写作超越了前人，他就必须在书中有所展现，因此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夹有大量的脚注，其中一部分类似“太史公曰”，是吉本对于史事和人物行为的各种(包括道德上的)评论。但更大一部分的脚注，是注释和说明他所使用的史料，其中不但有各种罗马时代的文献，而且还有他所研究过的实物史料。吉本的目的是重修前史，所以他对于前人的著作，也即今人所谓“二手的材料”，征引不多，即使引用也似乎是不得已之举，因为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一手史料。采用脚注的形式交代所引史料，表明了吉本力求将他的叙述，建立在核实过的史料基础之上。他的做法，成为近代史家著述的基本形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合为一体的典范。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吉本决意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对基督教的兴起和教会制度的形成，显然做了详尽的研究。他在书中第15章如此描述主教位置的设立：主教由长老中选出，终生担任执行教会的最高长官。但主教位置何时出现，吉本的处理十分谨慎。他写道： 这种似乎在1世纪结束之前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统治形式的优点是如此明显，对于基督教未来的宏大和当前的平静来说是如此重要，因而马上就毫不迟疑地为早已散在帝国各处的会社所采纳，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制而得到承认，而且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的教会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神圣的机构而加以尊重。他的措辞“似乎在1世纪结束之前便已开始采用”，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研究，不想人云亦云。在这句话之后，他加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脚注： 参看启示录。被称作安琪儿的主教当时已在7个亚洲城市中设立。然而克莱门斯的书信(这信写作的时间也可能同样古老)却又不曾帮助我们在科林斯或罗马发现任何主教制度的遗迹。(23)吉本严肃的对待史实的态度，在这里显露无遗。有关教会制度，教会自然有许多文献(如所引的《启示录》)，而且不少被认为是神圣的、无可置疑的。但吉本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他不但参考其他同时期的文献，以作印证，而且还据此提出怀疑。 对于那些教会认为高不可攀的神学家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375-418)、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吉本的批评也照样毫不留情。在罗马城为蛮族所围困时，有些信徒表现“杰出”，得到奥罗修斯及后来中世纪史家的称赞。但吉本在注解中指出： 奥罗修斯对哥特基督教徒的虔诚大加赞赏，却似乎不曾意识到他们中绝大多数属阿拉里乌斯异端教派。塞维利亚的忠于哥特人事业的约尔南德斯和伊西多尔都曾一再重述和美化这些颇具教育意义的故事。根据伊西多尔的记载，连阿拉里克本人都曾讲过，发动战争针对的是罗马人，而不是圣徒。这是7世纪的风格：再往前200年，这种荣誉和功劳便全都归之于基督，而不是圣徒了。这里吉本的评论，颇有点尖刻；他根本就不相信这种为了说教而被一再转述的故事。在罗马城被陷、城市遭到洗劫、妇女遭到蹂躏的时候，有些妇女选择自杀以捍卫自己的贞节。但吉本认为这些描述有不实的成分：“那些基督徒历史学家特意选出了一位表现妇女品德的例子以供后世景仰。”然后他又通过脚注指出，奥古斯丁的有关记载也有所夸张：“这位希波主教对这些女英雄的行为的真实性过于轻信”。(24) 对于吉本来说，教会文献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即使像奥罗修斯和奥古斯丁等人的记载，也往往含有大量二手的成分。因此有关早期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教徒的业绩，吉本宁愿采用后人经过研究所得的成果。不过对于这些研究的结论，他也仍然持有谨慎和批评的态度。比如君士坦丁堡曾有位主教克里索斯托姆，以雄辩著称；他的演说词也因此得以传世。但吉本描述克里索斯托姆的杰出演说才华的时候，相信的是文艺复兴以后学者的考证。他在脚注中这样交代： 由于我对克里索斯托姆的讲道演说稿几乎无从接触，因而我只能信赖两位最公允和最为心平气和的基督教批评家，伊拉斯谟和迪潘；然而前者的良好 的鉴赏力有时因对古代事物的过分热爱而受到损害，后者的奥妙见解又常常因一些谨小慎微的考虑而受到限制。(25)换言之，吉本虽然相信伊拉斯谟的考证，指出克里索斯托姆的确演讲出色，但对这些他所尊重的学者，也并不盲从，而是能觉察他们的弱点。 脚注的形式又让吉本自由展现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他对罗马史、特别是罗马贵族的生活，显然做过细致的研究。比如他在提到罗马城第一次被哥特人所围，而罗马人为了解围，向对方提供了“5000磅金子、3万磅银子、4000件丝绸袍子、3000件质地上乘的红衣和3000磅胡椒”。然后他在注解中指出：“胡椒是罗马烹调中极受欢迎的一种最名贵的调料，上等品一般每磅售价15第纳里，或10个先令。当时从印度进口；至今该国的马拉巴尔海岸仍是胡椒最大的供应地”。吉本对罗马贵族用的马车，也有丰富的知识。他通过脚注说明：“罗马人的马车，常常是用雕刻精美的白银装成；所套骡或马的鞍辔也都镶着黄金饰物。这种豪华的风气从尼禄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霍诺留时代；当圣墨拉尼阿在哥特人包围罗马城之前六年返回罗马时，出来迎接她的贵族们的随员布满了整条军用大道。”(26)因此通过注释，吉本帮助有兴趣的读者了解了罗马人的衣食住行。 上述例子说明，吉本对于脚注的运用，手法多样——既用来征引史料、讨论史料的真伪，又用来评论史事、补充史实。毫无疑问，他是这方面公认的大师，但在当时，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位，也非脚注的首创者。从其内容来看，脚注是评注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评注古书，在世界许多文明中都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在脚注发明以前，学者想对文献注释和批评，一般都会写在原文、原书的周边。在印刷术发明以后，因此有一些古籍被印成很大的开本，既有原文，又有后人的评注——原文印在中间，旁边是评注。但这样大开本的书籍，携带、阅读和使用显然都不方便。所以脚注和尾注就在17世纪渐渐流行，到了18世纪以后更为欧洲学者所普遍运用。 提供脚注，自然是为了显示作者的研究心得和成果。但是否一定要提供这些研究的结果，在当时还有争议。对于热衷历史著述修辞效果的人，显然对此不感兴趣，所以在古典时代，历史著作很少对所用的史料提供解释和说明。修昔底德算是对历史写作必须求实、求真下力最深的古典史家，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后人大致只能从他的自述中去了解。换句话说，许多人欣赏修昔底德，是因为修昔底德自述中提到他如何搜求史料、求证史实。但这样的“夫子自道”，在文艺复兴、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欧洲，就有点行不通了。那时宗派林立、争讼不断，学者和史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必须提供证据。如史家雅克-奥古斯图·德·图(Jacques Auguste de Thou，1553-1617)，力求揭示历史的真相，结果在新教和天主教的纷争中两面不讨好。为了说明他如何得出他的结论，德·图便开始使用了注解的形式来展示他使用的史料。后来皮埃尔·贝耶尔在编纂《历史和批判词典》的时候，也提供了注释，让读者看到他如何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和人物，提供不同的研究发现。(27)这些例子说明，在学术著作中提供注释，因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但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时采用脚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上所述，吉本是伏尔泰的崇拜者。他同意伏尔泰的观点，史家著史，必须具有哲学思辨的眼光，能察觉历史变动的大势，并做出说明和解释。但伏尔泰虽然重视事实，并有研究的经验，但他并不认为史家应该拘泥于小节，在史料上用力过多而迷失解释历史的重要任务。而持有这种观点也并不止伏尔泰一人；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主张思辨和解释的重要，而对博古家在考证史料上的孜孜以求，颇为不屑。因此有趣的是，博古的研究在古代曾与哲学联手，是后者对自然现象乃至自然界的本源及演化做出解释的重要帮手。但到了18世纪，博古研究与哲学思辨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不再互相支援、同舟共济。这种情形，在19世纪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对此将在下章论述。 吉本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提供详尽的注释，显然表明他并不像伏尔泰那样，对考证史料不屑一顾。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对罗马帝国的灭亡，有着缜密的思考和明确的观点。他认为罗马帝国的辉煌霸业最后寿终正寝，出于四个原因：一是时间和大自然的损害；二是异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兴起；三是由于追求财富而对材料的滥用；四是罗马人内部的纷争。吉本的观点，粗看起来似乎有宿命论的成分，但其实却是一种理性的分析。他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的最大原因，是由于罗马人自己的内部争斗，由此证明他的解释，立足于人事活动的变迁，并不归咎于天命无常。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吉本对于基督教的兴起，自然没有太多好感。但他也不主张将罗马帝国的衰落，完全归咎于基督教。相反，他能看到基督教的正面作用。吉本反对的是宗教迷信，因此他对基督教文献所述的神迹，一概排除。他之所以在书中提供详尽的注释，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可信的史料基础上，重构基督教的发展历史。总之，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熔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为一炉——集“信”“达”“雅”为一身，又对历史进程进行了理性的哲学分析和思考。 用理性的方法考证史料、用理性分析的方法重构历史，这是启蒙史学的特征。吉本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而他也有不少同道者。他的好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既是哲学家，又是一名史学家，同样是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另一位苏格兰学者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也对古罗马的历史及其变迁，做过探讨。休谟和佛格森都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而史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也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据点爱丁堡大学长期任教、任职。罗伯逊虽然不是该运动的核心人物，但他写作的多部历史著作(包括一本有关基督教兴起的罗马史)，也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成为启蒙史学的代表性作品。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兴起，表明源起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已经在欧洲各地蓬勃展开。当然，各地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应，有所差异。但就启蒙运动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而言，显然又有一致性。比如赫尔德虽然不同意贬低中世纪的文化，但他还是进步史观的一个主要人物。18世纪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如同自然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也可以通过理性的研究，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赫尔德就深信：“人类是具有获得知识的能力，而且他一定要取得他应该知道的一切；所以我就满怀信心地想在很杂乱的人类过去当中，探讨支配人类的那些美好的、崇高的自然法则。”(28)而历史进步的观念，便是他们解释历史演化的一条法则。这一历史的进步，既是普遍的、为全人类的历史所遵守，又是特殊的、体现在单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18世纪后期的德意志史家，特别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如约翰·伽特勒尔(Johann Gatterer，1727-1799)和奥古斯特·施留策尔(August Schlzer，1735-1809)等人，编纂了世界史(包括中国史的部分)，用理性的眼光描述和解释人类历史的变迁，注重用因果关系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和递嬗。而休谟在18世纪，主要以一位史学名家著称，其八卷本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原名《大不列颠史》)巨著，在出版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一直是当时英国人了解自己历史的必读书。像伏尔泰一样，休谟认为历史写作必须有哲学思辨的眼光。他这样说道：“历史的主要用处，就是发现有关人类本性的不变和普遍的原则。”(29)他的《英国史》，从罗马时代写起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一部视野宏阔的通史，而其写作目的就是展现英伦列岛居民在政治制度上如何曲折的不断进步。 同样相信历史的进步，休谟和其他英国学者的观点，又与法国学者不同(当然法国学者中间，也有分歧，比如卢梭就持不同的观点)。到了18世纪的后期，伏尔泰等人阐述的进步观念，为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1743-1794)接受并做了更为详细的解说。孔多塞因此成为历史进步观念的代言人。他指出，过去的时代若有成就，可以被现在的时代所吸收和理解，因此今胜于昔是一个定论。同时他还指出，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今人能通过运用理性，克服无知和失误。像自然科学一样，人类社会也会获得长足的进步，而革命是进步的一个必经手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孔多塞本人在法国的1789年革命中，丧失了性命。与此相对照，休谟对于革命和暴力并不赞成。他的进步观念，注重的是渐变、而非突变。 休谟(包括他的苏格兰同胞佛格森、罗伯逊等人)，也重视史料的可靠和史实的准确。他们的著作中，剔除了迷信、非理性的成分。像吉本一样，休谟对于中世纪的历史文献，持有怀疑和评判的态度，指出从中并不能获得可信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英国史》的写作，与吉本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差不多同时，因此互有影响。虽然休谟没有在他的书中提供详尽的注释，但他对吉本注明他的史料不但支持，而且还有所提醒。原来吉本采用的是尾注，但休谟读了之后，建议他改用脚注，以方便读者查询，而吉本采用了他的意见。这一事例说明，使用注释说明史料来源、鉴定史料的价值，已经慢慢成为学者的共识。(30)这些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变得十分频繁。因此有人指出，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个“文人圈”或者“学术圈”(republic of letters)。这一学术网络的形成，也是学术研究开始走向职业化的标志(当时的著名学者，基本上都在大学担任教职；吉本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总而言之，在18世纪走向终结的时候，近代史学在观念、内容、方法和形式等方面，都已经基本成型了。 最后作为总结，笔者想指出欧洲史学在15至19世纪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变迁，自然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点，但在其他地方也并非全然付诸阙如。明清中国的例子就十分突出。如果说文艺复兴的兴起借助于商品经济、长程贸易的发达，那么元朝以后的中国，也有着相当类似的发展。而其产生的后果也颇为可比。明代之后印刷文化的繁荣，似乎也有助之后考证学的兴起。借助于印刷业的发达，中国的士人阶层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日臻频繁，于是“文人圈”的构成也并非天方夜谭。上述种种现象，已经有不少论著(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者)涉及，值得有兴趣的读者参考。(31)当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明清时代所产生的种种文化变迁，对东亚地区产生了多重影响，但在世界范围内则无法与西方的影响相比。不过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文化层面上的，还不如说是经济、政治层面上的更为确切。本文提到的弗朗西斯·培根尝言“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但现代法国的米歇尔·福柯则认为“强权产生知识”(Power is knowledge)。笔者更为认同后者的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