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历史哲学的兴起 如果说贝耶尔的《历史和批判词典》，是皮浪主义的一个实践，那么笛卡尔(1596-1650)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更是17世纪欧洲人对于传统和过去采取极端怀疑主义态度的写照。事实上，贝耶尔编撰《历史和批判词典》，受到了笛卡尔思想的启发。笛卡尔的名言，其原意是“我在思想，所以有我”(Cogito ergo sum)。他认为要怀疑一切，而我在怀疑(即我在思考)这一点则无可怀疑，所以也就确定了我的存在。那为什么17世纪的欧洲人，产生了如此全面的怀疑态度呢？这里的原因，就其大者，还是基督教一统天下被打破以后，整个知识体系需要加以重新改造和全面改革的结果。这种怀疑主义的态度，针对的是中世纪流行的经院哲学，而经院哲学的知识系统，以先验主义、信仰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特征。简而言之，便是从信仰出发，接受并奉行一些无可辩驳也无从验证的信条来说明、解释世界、宇宙及其生活其中的一切人类活动。但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研究、美洲新大陆的发现，都让人看到了中世纪欧洲以前和以外的世界，而宗教改革更摧毁了教皇的权威，让人冲破传统的思想禁区，对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都加以重新思考一遍。所以笛卡尔这样说道：“……有很多先入的偏见阻碍我们认识真理，因此我们要摆脱这些偏见的束缚，就必须在一生中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事情统统加以怀疑”。(13) 那么，怎样怀疑、又如何思考呢？笛卡尔等人指出，就是运用上帝赋予人的理性。如同前述，虽有宗教改革，但绝大多数欧洲人对上帝的崇信没有改变。而且正是从这一对上帝的崇信出发，让许多欧洲学者争辩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唯一标志，因此唯有运用理性，才能实现人的价值、获得人生的意义。当然，他们也承认有一些领域，属于神意的范围。但在这以外，还有广阔的天地，可以让人的理性和智慧自由发展。所以笛卡尔、培根和博丹等人，都注重探究方法论，也即人们如何运用理性来寻求、获取和整理知识。培根提出经验主义，要从搜集、整理和归纳事实出发获取知识。笛卡尔则更进一步，提倡理性主义，即在感性的基础上，再用理性来建构知识体系。笛卡尔强调认识论中的理性作用，似乎与培根相对，其实他们都重视经验，摈弃已有的书本知识。笛卡尔曾这样描述他自己的求学经历：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于是趁年纪还轻的时候就去游历，访问各国的宫廷和军队，与气质不同、身份不同的人交往，搜集各种经验，在碰到的各种局面里考验自己，随时随地用心思考面前的事物，以便从中取得教益。(14)由此可见，笛卡尔之强调运用理性，并不等于排斥经验。他提出“我思故我在”，似乎是唯心主义的，但其实他所注重的思考，并不等于冥思玄想，而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然后他又指出，光靠经验不够，还必须运用天赋的理性和良知来真正获取真理。这种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学问，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重要的是，无论强调经验还是重视理性，其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质疑传统的知识体系，希望对此进行革新和改造。博丹将历史分成三种，为此开辟了道路——人也许无法解释自然史和神圣史，但人应该而且必须对人类史做出概括和解释。而培根提出“二重真理论”，认为在上帝揭橥的真理以外，还有其他的真理有待人自己去探求，因此与博丹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那时已经产生了一个共识，就是要运用人自己的智慧和理性，解释人类历史的走向、阶段和规律。历史哲学在那时出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意大利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所著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被后人视为是历史哲学的一本开拓性著作。维科本人在世的时候，名不见经传，只是一名普通教授。但他的《新科学》获得如此声誉，并非偶然，因为维科在许多方面，启发了后人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首先维科指出，上帝的确创造了万物，但之后的人类世界，则基本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人类自身必须对这个世界做出总结和解释。维科的这一观点，与博丹、培根相似，但又进了一步。的确，如果在解释人类历史的演进时，仍然相信上帝的意志无处不在，那么这就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研究。维科之后，几乎所有的历史哲学家都以此为前提建构自己的理论，可见维科的影响力。 其次，维科《新科学》的原标题是“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这一标题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维科眼里，人类的历史由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第二他又看出，这些民族的历史，又具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可以概括和总结。探讨人类社会的不同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后成为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维科本人的研究重点是在后者，因为他想发现和总结人类历史演化的原理或通则(维科在书中经常提到对他来说远在天边的中国人，便是他具有世界视角的一个例证)。为此目的，他采取了两个考察的角度，一是观念(抑或态度或思想)，二是语言。维科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观念，也即人们对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自己的认识，都产生了变化。比如起初人们对于自然现象，有一种惧怕的态度，由此而产生了宗教崇拜。以后他们又用诗歌的形式，表述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再以后则开始形成了伦理概念和道德准则，然后再建立政府和国家，以君主政体为起始。同样，语言也逐渐变化，从诗歌咏唱逐步变化到象形文字和书写散文。这些变化抑或进步，让维科看到“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比如各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会产生一些约定俗成的自然法。他想探究的是这些各个不同的自然法中的一致性。他因此写道： 诸民族要达到这种确凿可凭性，就要承认部落自然法骨子里都有些一致性，其中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差异，而就部落自然法来说，在所有各民族中大体上却都是一致的。从此就产生出一种“心头词典”，来替发音不同的各种语言找到根源。凭这种“心头词典”就可构思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来判定一切民族的有时间性的历史。(15)这段话，其实是维科的“夫子自道”，而所谓的“心头词典”，亦可指他想阐述的历史哲学，即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现象的背后的共同性。换言之，各民族所讲的语言也许天差地别，但语言背后的思想，却经历了共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维科的《新科学》就是要总结这些历史演化的阶段。他指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用观念和语言的角度来考察，神的时代出现了神话、诗歌和自然法，而在英雄时代则由历史、散文和制定法取而代之。而人的时代则以哲学、科学和民主政体为特征。从神的时代经英雄时代到人的时代，维科认为人类社会呈现一种进步的历程。而这一进步还体现在，经过了人的时代之后，人类历史又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再走过这三个时代。维科的这些历史总结，以他对希腊、罗马历史的雄厚知识为基础。因此他的历史哲学带有古希腊流行的历史循环论的痕迹，并不奇怪。但毫无疑问的是，维科又对之加以扬弃。他的历史哲学，因此是进步史观的雏形。 维科的《新科学》，虽然写于17世纪，但到18世纪才出版，其重要性也到后来才逐渐为人所清楚认知。18世纪的学者“发现”维科、看重维科，其原因就是维科所阐述的许多观念，正是他们自己所关注并努力想加以论述的。德意志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赫尔德的治学经历与维科相似，对古典文化和历史具有深厚的素养。他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等著作中，阐发了他的历史哲学，与维科的理论有不少类似之处。但赫尔德本人，直到晚年才有幸接触到维科的《新科学》。维科与赫尔德的最大相似之处有三：一是他们都从文化、思想和语言的角度，考察并论证人类历史的演进；二是他们都认为，这一演进经过了三个阶段。(这一相似之处，让人想到文艺复兴时期彼得拉克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演化的三阶段思想。)三是他们的历史哲学，都试图对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加以总结和概括。与维科相比，赫尔德似乎更注重文化的发展，所以他的历史进步三阶段论，由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来代表。 独立成书但又观点相似，这是比较维科与赫尔德两人历史哲学最有趣的所在。不过，他们毕竟生长在两个世纪(维科去世的那一年，赫尔德刚好出生)，所以观察问题的侧重点有异。如前所述，维科注意到了各个民族特性的不同，但他最想发现的是他们之间的共同性，而赫尔德则对民族特性的不同，不但加以关注，而且做了分析和解释。赫尔德指出，如果历史会不断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间性和个别性。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所有的民族，都会同时进步并获得类似的成就。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生活的环境各个不同，所以造成各个民族，然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民族又会迁徙，因此其民族的特性也会随着迁徙的过程及其对新环境的适应而产生进一步的变化。不过，赫尔德还是认为，无论千变万化，各个民族的历史，还是有共同的特点，就像生物一样，都会经历生长、繁荣和衰亡的过程。衰亡之后，又会重生，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演化。 在赫尔德所处的18世纪，有不少人对历史的进程和原因，提出了种类各异的解说，以致赫尔德在写他的第一本有关历史哲学的论著时，谨慎地起名为《又一种历史哲学》，可见历史哲学在当时的兴起，并不是几个人所为而已。的确，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盛期，而启蒙运动正是欧洲思想家大解放的时代。经过了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皮浪主义，中世纪的传统文化，其权威性已经所剩无多，因而促成了人们对一系列事物的重新思考。有关历史的思考，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赫尔德的老师、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著述繁多，对历史哲学亦有新见。在赫尔德发表他的著作以后，康德对其中一些著作写了评论，既赞赏赫尔德的观察，又对一些具体论点加以商榷，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不过就总体而言，康德与赫尔德一样，都认为人类会走向进步，实现他所谓的“永久和平”，即完成和实施一部国际法，让各民族都能遵守和奉行。而康德的自信，就在于他认为人能运用理性，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逐步完善自己。(16) 但赫尔德之研究历史哲学，不仅想与其老师交流，更有意与法国的启蒙学者交手。作为近代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以法国为主，但又在欧洲其他各地引起了反响，既获得支持，也受到批评。就历史哲学的发展而言，康德和赫尔德的论述，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总体倾向，又反映了德意志学术文化的特色；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吻合。以前者而言，那时的历史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倡导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的进步，突破原来偏重政治、军事事件的传统。维科和赫尔德的理论是其中的显例，但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另外，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哲学，都在继承和发扬彼得拉克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论的基础上，强调和阐发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 但相信历史的进步，并不等于他们对进步的看法，持有一致的意见。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中世纪的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否定态度，并以此来论证他们的历史进步观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伏尔泰(Voltaire，原名  -Marie Arouet，1694-1778)，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伏尔泰本人的著述涉及面颇广，但历史写作无疑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部分。他提倡文化史研究，著有《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和《风俗论》(Essai sur les et l'esprit des nations)两书，身体力行，以求改造原来的史学传统。伏尔泰对文化史的重视，与维科和赫尔德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更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创造了“历史哲学”这一名词，虽然他的本意，仅仅是想挑战中世纪史家堆砌史实、而对历史变动不做解释的做法。伏尔泰对于以往的史学传统，持有全面否定的态度。他既反对用神意来附会、解释历史事件的中世纪史学，又不满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亦不主张轻易地接受、转述古人的著作而不加批判。伏尔泰的反传统立场，在其所著《历史的皮浪主义》(Pyrrhonisme de l'histoire)一书中可见端倪。他在其中指出，历史著述必须搜集并删选可靠的史实，不能人云亦云。换言之，伏尔泰深受博古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影响，希望历史著述成为一门研究的学问。伏尔泰的文化史研究，将在下节再论。这里想以他为例，讨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进步观念及其与其他地区学者观点的不同之处。对于伏尔泰来说，否定中世纪等于承认历史的进步，因为在中世纪，信仰湮没了理性、崇拜取代了探寻，因此是一个文化上的“黑暗时代”。由此他在多处讲到，近代的历史才有价值，古代的历史并无借鉴意义。他写道：“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年轻人培养起对近代史、而不是对古代史的爱好；古代史只能满足好奇心，而近代史则必不可少。他们应该想到，近代史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离我们较近，所以比较确定”。而在另一处，伏尔泰则指出，所谓的近代史，就是指15世纪以来的历史，因为从那以后，出现了一些史无前例的现象，譬如各国之间权力平衡的思想及其实践，值得今人借鉴。(17)伏尔泰否定中世纪的做法，也影响了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达朗贝尔(Jean-Batiste le Rond d' Alembert，1717-1783)等人。在很大程度上，狄德罗、达朗贝尔等“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e)，与贝耶尔写作《历史和批判词典》，殊途同归，但规模更为宏大。他们想用新的研究手段，重新建构一个近代的知识系统，彻底否定中世纪的文化和学术传统。 与上述法国的学者相比，维科、赫尔德对于历史进步的看法，显然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对于这些法国学者抬高理性，认为理性是创造文化的唯一手段的立场，颇有保留。所以赫尔德强调历史的进步，不但带有民族的特色，而且有时间上的先后。推而广之，那就是在各个历史时代，均产生了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不能完全漠视、一概抹杀。赫尔德的观点，与德意志地区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应有关。他是那里开展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的一个主将，而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人重新看到中世纪文化(特别是德意志传统文化)的价值。赫尔德等德意志学者承认理性的重要，但同时他们也指出，与理性相对的感性、感情和主观的因素，对人的活动同样重要，因此同样有其价值。他们的立场，与法国的启蒙运动相对，因此被归入“反启蒙运动”(CounterEnlightenment)的思潮，并为后来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的兴起做了铺垫。 毋庸讳言，赫尔德不同意法国学者的意见，掺杂有民族情感的因素；作为一名德意志人，他希图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辩护(显而易见，如果完全否认中世纪，也就会必然否认德意志文化的渊源，因为中世纪正是以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为起始的)。同样，意大利人维科在其《新科学》中，对于法兰西人博丹的论述，也多有批评。而伏尔泰写作文化史，特别赞赏路易十四时代，又无疑流露了他作为一个法兰西人的骄傲心态。颇有趣味的是，这些历史哲学家又都认为他们的理论，探索的是人类历史的通则，具有普世的意义，因而适用于各个民族。这一颇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在19世纪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哲学中，不但有所持续，而且还更为加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