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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成就 艾琳·鲍尔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剑桥大学工作的八年(1913—1921年)；去世前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时期(1921—1940年)。第一阶段，艾琳主要从事中世纪妇女史研究，其有关妇女史方面的著作，均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著作数量虽不多，但奠定了她在妇女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并立即影响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她的研究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妇女史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以及研究观点等方面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她主要进行中世纪商业史和羊毛贸易的研究，更关注商人、工匠、旅行者。在此期间，她更注重研究方法，社会史学和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日益成熟。重要的是，她不再单纯是个学者，专心教学和自己的学术研究，除此之外，她以组织者的身份，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及经济社会史学科的组织建设工作，扩大了该学科对学生和学术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促进了该学科的长足发展。艾琳·鲍尔的妇女史研究和经济社会史研究看似分属两个研究路径，尤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是“男性的社会”，与妇女史毫不相关，但是二者体现的研究理念是一致的，即都不只是研究小小的一个团体，而是由此关注整个中世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下面，笔者以时间顺序，分为两个阶段对艾琳·鲍尔学术研究及学术贡献做一简单梳理和分析。 (一)第一阶段：艾琳·鲍尔的中世纪妇女史研究 艾琳·鲍尔是最早的中世纪妇女史研究者之一。她最初选择这一研究方向的时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外力的引导。前文曾提及，在进入剑桥大学戈顿学院之后，艾琳虽然接受了经济史方面的训练，但是毕业之初并未选定职业方向。当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毕业以后大致有两个选择，一是嫁人，二是成为现在所谓的“职业妇女”，终身不嫁。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婚姻制度还是非常讲究门当户对的，而艾琳家道中落，不可能嫁入上层社会，而且她还需要抚养两个妹妹，因此结合自身情况，“职业妇女”之路似乎是她唯一的选择。于是，1910年毕业之时，她决定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不过并未选定专业方向。在巴黎学习期间，导师朗格诺瓦因其女性身份，建议她作妇女史，研究爱德华二世的王后法兰西的伊莎贝拉(Isabela of France)。艾琳虽然不大情愿，但是认为这仅仅是学术训练，所以没有反对。①后来因种种原因，这本书没有完成。1911年，从巴黎回国之后，艾琳·鲍尔获得夏洛特·肖奖学金，得以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夏洛特·肖奖学金最初对受资助人没有任何限制，但在1911年时只给予学习妇女史的妇女，主要资助她们研究妇女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艾琳当时的学术兴趣不在于此，因而对妇女史研究很不情愿，为此给朋友写信诉说自己的困惑，但最后因为生计问题，艾琳还是申请了这一奖学金，并将妇女史与自身所受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训练相结合，将题目设定为《13—14世纪英国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Women in England during the Thirteenth or perhaps the Fourteenth Century)。②凭借此项研究，她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并以此为基础，在1922年出版她第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世纪英国的修女院，1275—1535年》(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c.1275 to 1535)一书。③ 在中世纪史家G.G.古尔顿教授(George Gordon Coulton,1858—1947)的深刻影响下，艾琳·鲍尔开创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中世纪妇女史研究。古尔顿是艾琳在剑桥大学的导师，是一位反教权主义的历史学家，主要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修道院生活。他不仅研究修士的生活，也研究农民。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他对艾琳早期学术发展影响深远。因此，艾琳的妇女史研究与此前有很大不同。首先，她并非单纯研究妇女，而是将其放在更广阔的经济社会背景中，同时具有眼光向下的视野，将更多的普通妇女纳入到她的研究中。以《中世纪英国的修女院，1275—1535年》为例，艾琳没有像其他妇女史家那样研究传统的修道理想和宗教思想，而是将修道院作为社会机构和经济组织来研究。④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在该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表达出来：“(本书)不再像以前一样仅仅是描述和分析，而是对这三百年的修道院生活给出一个总体的画面”；“要了解中世纪后期英国修女院的历史，人们需要了解那些著名的修女院，同时也有必要了解为数众多的贫穷的小修女院。此外，人们也应该了解修女加入修院的方式。这些修女来自什么社会阶层，什么原因成为修女？就妇女本身来说，修道主义对中世纪社会生活有什么作用？”⑤在研究对象上，艾琳也尝试涉及各阶层妇女。如在她的另一部妇女史名著《中世纪妇女》(Medieval Women)中，其研究对象不光有修女，还涉及贵族妇女、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妇女。不仅如此，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在其后期的历史研究中依然没有改变，只是从妇女变为商人与农民。 其次，艾琳·鲍尔拓宽了妇女史研究中的史料范围。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历史学界都在探讨历史学科科学性的问题。艾琳也是其中一员，她希望以她的研究来证明，历史学和化学等学科一样也是真实的、科学的和准确的，因此在其妇女史研究著作中运用了很多此前研究中没有使用的史料。如在《中世纪英国的修女院，1275—1535年》一书中，她主要使用了A.汉密尔顿·汤普森教授(Alexander Hamilton Thompson,1873—1952)编辑的、尚未出版的主教巡视记录，由此了解了一些贫穷的小修女院的日常情况。此外，她还充分利用计账簿、特许权登录簿、财产目录、遗嘱等资料。在《中世纪妇女》中，除了通用的材料，她还使用商业账户、行为法令、法庭记录、遗嘱、信件等，从而生动准确地呈现妇女的日常生活、教育和工作状况。 作为一名妇女史学家，艾琳·鲍尔以极大的使命感在各地开展演讲，力图以“精准”的研究还原中世纪妇女，纠正人们对中世纪妇女的偏见。《中世纪妇女》一书就是其讲座的结晶。该书最初是艾琳在牛津大学福特讲座上的五篇讲稿，由M.M.波斯坦⑥在1975年将其结集出版。这本书确切地说属于普及性读物，只有100多页，因为是讲稿，所以相对有些浅显和粗糙，但其独有的特点，很受大众欢迎(到目前为止共出了近20个版本，有的版本在一年内多次印刷，足以说明其流行程度和受大众欢迎的程度)。在体裁上，因为是讲座，艾琳采取的是提问—回答的方式，比如时人的妇女观念、当时妇女的权利与地位等问题，因而可读性很强。在书中，她指出妇女在中世纪的工业生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她们不仅酿酒、纺纱，已婚妇女、寡妇和独身女人还是屠夫、杂货商、五金商人、医生等。贵族妇女经常要管理广大的领地。骑士和爱情诗歌讴歌的是贵妇，但这成为12世纪以来妇女享有更大自由的基石。由此，艾琳得出结论认为，许多中世纪文学作品和法律蔑视妇女，并规定妇女的从属地位，但实际上在生产中她们扮演着领导角色。这些观点现在依然有很多学者支持。 艾琳·鲍尔专业的妇女史学术著作并不多，只有《中世纪英国的修女院，1275—1535年》一书和《中世纪妇女的社会地位》⑦一文，但均影响巨大。前者一经出版，好评如潮。如克拉潘认为：“此后一两代人都不再需要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了。”⑧更重要的是，她一跃成为英国教会生活史研究的顶级专家之一，立即影响了当时主流的教会史研究。如古尔顿在《五个世纪的宗教》的第一卷中，用三章专门从性别角度探讨早期教会；⑨汉密尔顿·汤普森在《剑桥中世纪史》第五卷第20章“修道团体”中专门提到了修女院。⑩直至今日，该书依然是经典之作，没有人能超越，(11)而且它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阅读起来依然有趣味性。(12)后者虽然不受作者本人喜欢，但“是艾琳·鲍尔众多出版物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为中世纪妇女史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其对中世纪妇女地位得出的乐观结论，现在依然获得众多学者的共鸣。而且，在几乎任何一本妇女史教科书中，人们都能发现该文在行文结构及以阶级为标准对中世纪妇女进行分类等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力。(13) 当然，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非十全十美，其著作都会因为个人的或时代的局限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艾琳·鲍尔亦如此。首先，很多评论者认为，艾琳不太关注经济变化，因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比较薄弱。如现代学者伯格指出，《中世纪英国的修女院，1275—1535年》一书没有认真调查修女院所附属的庄园历史、它们的地区状况、庄园条例的局限性，没有比较各修女院作为地主的能力(或效率)问题。从今日的角度而言，她对修女院经济的研究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经济轮廓，对于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描述并不多；很多数据是和男修道院进行比较得出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她提到了税收、封建劳役、待客、坏的管理、成员过多等问题，但其研究肤浅且不令人满意。(14)克拉潘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艾琳写作此书，不是出自“经济动机”。而且在艾琳的研究路径中，她自始至终都是社会为主，经济为辅。(15)如果用此观点解释，艾琳此书的这一缺点则又不成其为缺点。其次，艾琳继承了古尔顿对待天主教的消极态度，其偏见导致她总体上从消极的角度描述中世纪的修女院。(16)为此该书出版以后，有评论者认为，“这完全是古尔顿的另一部反天主教著作”或“古尔顿教会研究的一个补充”。(17) (二)第二阶段：艾琳·鲍尔的经济社会史研究 1921年以后，艾琳·鲍尔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中世纪妇女史研究转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主要兴趣是研究中世纪的商业和羊毛贸易。这种改变之所以发生，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受1920—1921年的卡恩环球旅行的影响。通过这次旅行，艾琳·鲍尔不仅对中世纪有了深切的感性的实地体会，也形成了更广阔的比较的世界史研究视野，这是她异于且优于同时代大部分史家的最突出特点。对当时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西方是现代的，东方是中世纪的。而艾琳见到的东方各国，与其设想中的欧洲中世纪景象非常相似。如亚历山大，俨然是“一个中世纪城镇，在狭小的街道两旁是经营各种商业的开放的作坊；男人坐在那里焊接上等的金链子，为来自曼彻斯特的斜纹桌布编织彩色边线；在小染布盆里染布……而且到处都是穿着黑衣服的妇女”。(18)印度对其触动更大。因为是殖民地，她去了印度的很多地方，拜访那里的英国官员与印度地方政治代表，对那里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印证着她对中世纪的想象。甚至，在给卡恩基金委员的归国报告中，她直接使用“中世纪的印度”这样的题目来讲述印度。她说，“我对这种生活方式和文明的典型特征非常熟悉，因为我过去用12年的时间来研究欧洲中世纪——印度就是中世纪”。(19)同样，中国也被其归入中世纪行列。欠发达国家的这些日常景象，使她体察了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特征，在以后撰写著作中，对中世纪社会的细节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所去国家的同与异，也激发了她进行比较史研究的新兴趣。(20)如《欧洲中世纪的农民》一文，就是她对欧洲各地农民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 第二，伦敦经济学院为其提供了这种学术转变得以实现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土壤。相对于古老而保守的剑桥大学来说，1895年成立的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新兴学校，学术氛围开放、自由、活跃。它自建校以来即实行男女同校教育，并且愿意为妇女提供更多的机会。1895—1932年间，伦敦经济学院全职教员共有200名，其中43名是妇女。(21)而且，这里比剑桥大学更注重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这里开设有经济史、社会史、人类学课程。正是在这里，她认识并与R.H.托尼、M.M.波斯坦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和挚友，后者甚至成为她的生活伴侣，一个于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前期、另一个于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后期对其影响巨大。正是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与合作下，艾琳·鲍尔充分发挥她的科研能力、组织能力、教学能力，将个人学术兴趣的改变，变成整个经济社会史学科的跨越，同时个人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艾琳·鲍尔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在经济社会史的初创阶段，花费大量时间用于教学和学科的基础组织建设工作，建立和拓展了该学科在伦敦经济学院和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力。首先，她与托尼和波斯坦合作，在伦敦经济学院开展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将比较的世界史引入经济社会史，影响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经济史学家。他们开设和讲授“亚洲史”课程；开设关于亚洲及中西方从古代到近代以来的商业贸易方面的讲座。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开设课程“大国经济史”，其中一个分课程是“欧洲与亚洲”，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东西方关系，另一个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她既批评西方民族主义/工业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东方各国的影响，同时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各国不应抛弃而是坚持自身前现代社会所拥有的独特和优秀的部分。她想证明，在工业化之前，商业资本主义是无处不在的，并寻找证据证明中国、印度、中东、欧洲都曾是如此。在波斯坦的帮助下，她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中世纪经济史论坛”。在她去世后，波斯坦在剑桥大学重开这一论坛。艾琳·鲍尔一系列的讲座和教学活动，影响非常广泛。除了本校本专业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也热衷参加，而且吸引了来自牛津、剑桥和伦敦的学者，甚至还有来自法国和美国的学者参加。(22)在后来的一些访谈中，她的学生们会谈到对这些讲座及艾琳本人的深刻印象。例如，当今英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史家之一阿萨·布里格斯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听过的最精彩的讲演是艾琳·鲍尔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讲座。他认为她才华横溢、卓尔不群。(23) 其次，艾琳·鲍尔作为主要发动者之一，参与建立英国经济史协会和《经济史评论》期刊。20世纪初，经济史的发展和学科建制工作是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20年代，在艾琳·鲍尔、托尼和牛津大学的A.李普森(Aphraim Lipson)的建议和组织下，经济史协会呼之欲出。1926年，正值第二届英美历史学大会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在1921年召开)，经济史是其分会场之一，艾琳担任经济史分会的秘书。经济史分会有两个议程，一是经济史在大学中的地位，另一个就是关于建立经济史协会和经济史期刊以促进学科发展问题。这次会议成为经济史协会成立的先奏。同年，即1926年7月14日，经济史协会正式成立，A.李普森当选协会主席，艾琳当选协会的秘书(当时选举出两位秘书，但主要工作均由艾琳·鲍尔承担)。(24)从此直至去世，艾琳一直是协会的重要管理者，是“其活力的首要来源”。(25)1927年，艾琳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建立期刊《经济史评论》，虽未直接参与期刊的编辑工作，却是该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并且利用各种活动的机会扩大其国际影响。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当时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重地和核心。 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讲座任务的同时，艾琳的个人学术研究也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这时期的艾琳更注重社会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应当把“中世纪史当作社会史进行研究”。当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各自为政，很少互相关注。不光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亦是如此。但是，艾琳认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互相放弃成见，意识到各自的能与不能，互相取长补短。历史学家(或者说经济史学家)为社会学家提供基础数据，而历史学家从社会学家那里借取有用的社会学理论。只有在理论的支撑下，历史学家才能在研究中提出“正确的问题”。而能否提出“正确的问题”是研究的基本要素。(26)经济史研究不光是研究经济，而是将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之综合产物。艾琳的这一史学观点，从学科发展和实际研究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都是有益的。而且这一新的经济社会史研究方法符合国际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国的布洛赫。虽然二者都使用比较方法，但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用比较寻找各国各文明的相同之处，另一个用比较分析为何不同。而且艾琳的比较方法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同地区的比较，二是过去与现在的比较。所以她鼓励社会学家关注中世纪，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 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艾琳在经济社会史研究方面虽不高产，但几乎部部经典。1924年与托尼合作编辑出版三卷本《都铎时期的经济文献》，(27)将焦点从经济变化延伸到社会史、比较史和国际史。通过对乡村与城镇、工匠与谷物贸易、纺织业与矿业等的考察，用大量史料推翻了中世纪欧洲主要是自然经济社会的传统观点。而且，其中的大量新史料都是艾琳发现的。(28)在牛津大学的福特讲座中，她考察了英国的羊毛贸易(羊毛的生产、羊毛贸易组织及发展、羊毛税收等)、城市兴起带来的社会变化、各种新兴商人。她去世后，这些讲座由波斯坦在1941年结集出版，名为《英国中世纪社会的羊毛贸易》。(29)该书后来多次再版，直到2007年其经典地位被A.R.贝尔等人的《1230—1327年的英国羊毛市场》一书取代。(30)1933年她与波斯坦合作出版《15世纪的英国商业考察》，(31)主要考察英国15世纪的羊毛贸易和杂货商，克拉潘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和非常有开创性的研究”。(32)此外，1942年她还和克拉潘主编、出版《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33)这几部著作在当时都非常有影响力，即使现在也非常重要，不断再版，奠定了艾琳·鲍尔在经济史领域的学术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