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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 艾琳·鲍尔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既是女权主义的受益者，也是女权主义的实践者。众所周知，19世纪末以前，各大学都禁止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而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和妇女争取教育权的斗争，英国的一些大学开始接受女生。艾琳·鲍尔从而能够进入剑桥大学戈顿学院读书。读书期间，在导师及朋友的影响下，她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积极参加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活动；毕业后又参与筹建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全国联盟的工作，成为“一名顽固的女权主义者”。(34)她认为，妇女有权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应该在职业上获得成功，以此给下一代做出榜样。她反对社会对两性的双重标准。1920年，在《老剑桥》杂志(Old Cambridge)上的妇女专栏中，她明确反对剑桥等古老大学对女性的限制，认为“男女教师之间没有男人写的书和女人写的书的区别，只有好书和坏书的区别，只有冷静而有条理的思考和情绪化的书之间的区别”。(35)她也不愿意在女校工作，她希望的是两性的彻底平等。而她工作的剑桥大学，在此方面非常保守，她所在的戈顿学院就是一个女子学院，因此，她曾给朋友写信表达她在此工作的痛苦。(36)1920年，在剑桥大学投票拒绝授予女性正式学位和全职教职之后，(37)失望之余的她选择接受伦敦经济学院的邀请。在这里，艾琳·鲍尔脱颖而出，成就超越许多男同事。 但是，现实与艾琳·鲍尔开了一个大玩笑，生前拥有“巨大学术声望”，身后学术遗产和学术声望迅速被人遗忘，几十年内几乎湮没无闻。艾琳·鲍尔去世后，克拉潘和托尼立即发表纪念文章指出，艾琳·鲍尔是英国最具国外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38)1944年，G.M.崔威廉在出版《英国社会史》时称，将此书献给艾琳·鲍尔并以此作为对她的纪念。笔者以为，这些同时代人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足以说明艾琳·鲍尔的成绩和威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凯尼恩(Kenyon)对中世纪和经济史的回顾文章中没有提及她，在D.坎纳丁(David Cannadine)给崔威廉写的传记中，她也只出现在一个脚注中。(39)在巴克尔介绍经济史协会早期历史的文章中，她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对她在协会成立中的作用只字未提。(40)这些并非个例，如果人们足够细心，在其他一些相关著作中亦可发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者以为，艾琳去世后被忘记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中世纪史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慢慢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史，所以人们更关注研究现代经济史的学者，比如克拉潘。另外一种可能是经济史的衰落及研究领域越来越狭窄。(41)但是，还有一点，笔者以为不可忽略，即性别问题，也就是说因为她是女性，从而被后辈男性学者选择性遗忘或忽视。这说明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存在着性别的分离与不平等现象。而这一点，她并非是个例。以20世纪初女经济史家整体而言，现在的经济史回顾性文章中很少提到她们，少数优秀者在文章中即使出现也是顺带提及，不占据重要位置。朱蒂斯·M.本奈特在《中世纪研究与女权主义》一文中曾对此现象进行过研究与分析。她的结论是：“男性历史学家容忍女性在历史这一学术领域，但女历史学家是处于隔离与从属的地位。”(42)确实，艾琳等女学者的经历证明，历史研究是男人的领域(一些女权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结论)。这对艾琳·鲍尔来说是最大的悲剧，她一生都在反对学校、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但她死后却成为这一不公的又一牺牲品。 艾琳·鲍尔被现代学界尤其是妇女史学重新发现，主要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从这时起，学术与女权运动相结合，学术女权主义者不仅挖掘历史上缺失的女性，而且挖掘学术研究团体内的女学者。在史学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先辈女史学家的纪念研究文章出版了很多，这一工作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仍在继续。 其实性别问题不是女性史学家前辈才遭遇到的，现在这一问题在史学领域依然存在，虽然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只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更为隐蔽或者说相对小一些，这在许许多多女性史学家的专著序言或访谈中都曾谈到。而且这种状况的改善与女权主义的发展以及妇女学的发展和壮大有着莫大的关系。有的男性史学研究者认为这不值得一谈，因为这在各行各业都存在，没有书写的必要；有的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笔者以为，这是值得人们注意并为之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