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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德意志统一后的强大与繁荣见证了其“特殊道路”的成就，那么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特别是纳粹大屠杀，则凸显了德意志道路的危机。 一战之后，思想家在反思战争时认为，文化危机导致了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而后者直接酿成了惨无人道的战争悲剧。在战前，胡塞尔已率先反思文化危机，他将历史主义与文化危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正是历史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相对化；在战后，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和卡尔·豪斯（Karl Heussi）进一步发挥了胡塞尔的观点。针对上述学者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梅尼克逆潮流而动，撰写《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为历史主义正名。在该书中，梅尼克是在欧洲范围内考察历史主义的先驱，他断言，历史主义是欧洲思想的产物，而非德国思想的独特产物。梅尼克颠覆了历史主义之前的定义，在他那里，历史主义变身为个体性的思想并因此而受到褒扬。 二战和纳粹大屠杀使德意志“特殊道路论”不攻自破。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在战后一代德国史学家看来偏向于保守，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所有个体性都值得肯定，独一无二的纳粹运动就是如此。为了彻底清算历史主义，在战后，历史主义被反历史主义地对待。一方面，流亡国外的犹太裔思想家对历史主义展开了批判，他们作为纳粹政权的最大受害者，希望从德国思想中寻找纳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学术界也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对历史主义发起了同样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反思德国的战争罪行并重新定位联邦德国的历史。 流亡国外的犹太裔思想家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不遗余力。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就他所理解的历史主义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具有相通之处。汉娜·阿伦特和列奥·施特劳斯站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批评现代政治哲学被历史主义腐蚀，从而导致价值相对主义。伊格尔斯则在《德国的历史观》中解读出了历史主义潜在的政治威胁。波普尔和阿伦特借历史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具有反动性。 联邦德国强化了第三帝国史的教育，同时控制和打击极右势力。在学术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哲学家强调“回归启蒙理性”和“重返欧洲”，以比勒菲尔德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发展出了有别于历史主义的历史社会科学。从联邦德国的历次思想争论，尤其是“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和“戈特哈根之争”来看，历史主义的复兴还面临着重重阻力，即便它抛弃唯心主义的理论根基，重新定性为一种纯学术的思想，情况也未见明显好转，因为它还原历史真相的行为往往被视为替历史“翻案”，也就是为德国洗脱战争罪责。 在战后德国，历史主义有时被援引为一种学术资源，比如，吕森的一系列著作就试图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背景下，重新发掘19世纪经典历史主义的理论价值，但最后，学者们总是不忘提醒读者，历史主义存在一些缺陷，读者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在其他国家，学者们则可以无条件地赞同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遭遇本身就说明，历史主义在当下的德国不是一种纯学术的思想，它依然与政治生态息息相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国历史主义研究”（13CSS003）和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德国现代史学的职业化进程及其危机”（skqy2014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