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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历史与普遍史的未来 将人类的历史放在宇宙的框架内加以审视，无疑是大历史对以往一切普遍史最大的突破。随着人类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比大历史还要宏大的叙事。克里斯蒂安指出：“如果人类果真向其他行星大量移民，那么本书迄今所描绘的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某个发展在地球以外的历史篇章中的第一章。”(31)大历史的另一位实践者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也认为，如果还有一个比大历史更大的历史，那就可能是研究人类与外星人(alien)之关系的历史。(32)当然，这种更大的历史充满着强烈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们无从预知这种历史发生的可能性，但人类对于不确定性总是充满了好奇心，这足以激发人类对未来之过去的多重想象。不过，历史研究的毕竟是过去，而在发现新的史料之前，过去总是确定的，只是历史学家对之的解释有所不同。大历史借助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宇宙学的知识，得以重建遥远的过去，但是如何更为准确和客观地再现遥远过去，史料的匮乏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因此，大历史如同任何一种普遍史那样，很难展开具体的研究，它提供的只是一种对从宇宙诞生到当今的历史的整体性描述或统一的理论。 或许是意识到了展开具体研究的困难，弗雷德·斯皮尔为大历史列出了四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或主题：(1)对大历史的理论研究；(2)运用大历史的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3)小大历史(little big history)研究；(4)对大历史的历史的研究。(33)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第一项和第四项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范畴，第二项涉及跨学科研究，只有第三项与史料和实证研究有关。至于什么是“小大历史”，斯皮尔作出了如下界定：“将某个研究对象置于大历史的视野之内，最好但不总是将其一直向后回溯到大爆炸，看一下这样做是否能丰富我们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理解。”(34)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可以和宇宙的诞生发生联系，如果执意为之，势必会显得牵强附会。而不这样做的话，它和传统的历史研究又有什么区别？斯皮尔将《哥伦布大交换》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誉为小大历史的重要的实践者，但我们知道，克罗斯比更准确地说是一位全球史学者。 不过，斯皮尔的“小大历史”的研究模式还是得到一些人的践行。荷兰女学者埃斯特·奎黛克斯于2011年发表了《天安门的小大历史》一文，试图用大历史的视角研究具体而微的事物。奎黛克斯首先列出了动物进行建筑的三种原因，即定居的需要、建筑行为标准化的需要以及展现自身优势的需要。为了保存自身的能量，动物通常会尽量降低建筑时的消耗。奎黛克斯提出，动物的这些建筑行为和模式同样适用于人类。在将这些“大历史模式”应用到对天安门的研究时，奎黛克斯首先指出，天安门的建造是为了预防外敌和内患，因此采用了防御式的建筑。而中国皇帝之所以选择用城墙围起一个建筑群，而不是去加固和增高各个单独的建筑，目的就在于减少建筑时的消耗，同时也为了节省木材。(35)奎黛克斯这种解读虽然新颖独特，但也恰恰表现出她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其实在建造紫禁城时，为了保证木材的质量，人们往往前往出产优质木材的中国西南地区遴选所谓的“皇木”。为了广择良木，人们甚至采用“伐十取一”的苛刻原则。(36)奎黛克斯还认为，中国皇帝建造城墙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隐藏权力”，并援引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中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和《韩非子·主道第五》中的“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加以论证。(37)然而，按照中国人的正常理解，高大的城墙恰恰是为了显示皇帝威严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的不可企及。不仅如此，克阿达克斯对两句引文也存在误读，原文的真实含义其实是要表达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 这一例子表明，小大历史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用自然科学的原则去解释文化现象还需更加慎重。大历史在未来，尚需在其理论范式与具体实践上寻找一种平衡，从而更为有效地进行对历史的研究。尽管大历史在解决实际的历史问题时还有许多不足和缺憾，但它对过去进行的整体研究和大尺度研究，已经给当今的史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考。一些传统的历史研究领域甚至某些有着后现代导向的历史学家纷纷意识到了大尺度的重要性。美国思想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在2012年撰文指出，在史学著述的许多领域中，大尺度正在回归，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日益成为历史研究的工具。(38)后殖民研究主将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则以气候变迁为切入点，认为当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断裂，他主张在有记载的历史(即人的历史)与更具时间深度的历史(如地球进化的历史)之间进行对话，从而克服历史理解的局限性。(39)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史或者说宏大叙事，大历史满足了在当今这个变化越来越快，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年代，人类通过回顾他们共有的过去，重建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的需要。但是，正如任何一种普遍史或宏大叙事一样，大历史存在着漠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危险，而缺少了多样性和差异性，大历史有着走向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的可能，尽管这种意识形态被冠以科学主义的头衔。果真如此的话，大历史在未来将会丧失其活力。早在20世纪初，克罗齐就对普遍史作出过如下批判：“这样的历史已经和类似的各种乌托邦例如应该作为各时代的范例的艺术或永久有效的普遍正义等一同消失在错觉的世界中了。”(40)所幸的是，一些敏锐的大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历史学要恢复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它可能不得不再次关注它所忽视或压抑的许多隐蔽的历史，许多普遍史的‘他者’。”(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