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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文明诞生的重要摇篮 天府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首先是因为有良好优越的桑蚕自然条件。成都百花潭出土有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在其第一层绘有弋射、采桑图，描摹16位妇女着丝裙，攀树上，坐枝头，采桑叶，提桑篮的生动图像。成都附近的新都、彭州、郫都区等地汉墓出土有汉代“桑园”画像砖，描绘有桑园和柴门，高髻妇女手执长竿采桑叶的图像。虽然这是战国秦汉时的作品，但它是西蜀“都广之野”自古以来就为桑麻遍野的“欧丝之野”的写照。 其次，蜀中有自古喜欢养蚕的人文条件。成都交通巷曾出土西周时期铜戈，两面均刻画有蚕形，说明这是养蚕习俗的产物。殷墟和周原甲骨都有“蜀”字，又有“蚕”字。甲骨文“蚕”字作蚕形图像，而“蜀”字则突出眼目，其身弯曲蜎蜎态，后期“蜀”字又加“虫”形在其身内，证明蜀字形是从蚕字形孳乳出来的。单独的蚕形是甲骨文的“蚕”字，而其身蜎蜎，卧在桑叶上，则是“蜀”字，可见“蜀地”“蜀国”的得名是来源于西蜀喜栽桑养蚕的习俗。 蜀地的丝绸业就是在上述古蜀自然和人文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从蜀国第一代先祖蚕丛的得名，还可看出蜀的蚕丝业起源于上古渔猎时期。“蚕丛”是野蚕丛集的意思。古蜀人源于食虫氏族，最初即食野蚕，后来发现野蚕吐丝的功能，即把它培养为家蚕。“蚕丛”是对该部族蜀王具有丛簇养蚕缫丝技术才能的尊称。蚕丛氏的祖地，相传在岷山蚕陵，今茂县有“蚕陵重镇”古碑，后为地震水灾所没。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有蜀女为桑叶所包裹化为蚕，变成青衣神马头娘的故事，就是蚕丛时代衣青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蚕丛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桑，则蜀可蚕”。蚕丛部族的兴起，充分说明西蜀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 由此可见，蚕丛是对蜀王的尊称，“蜀山氏”则是对以蚕桑为特征的部族的尊称，嫘祖则是以发明蚕茧织丝为特征的专称。黄帝嫘祖族后裔昌意、高阳氏颛顼集团与蜀山氏从昌仆、淖子开始即世为婚姻联盟。这两大部族，一个擅长织造技艺，一个擅长植桑养蚕，二者完美结合，互学互鉴，密切交流，形成丝绸文明一个独特的起源、发展、承传的体系。 蜀锦、蜀绣是巴蜀丝绸文明发展的最高标志。成都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陶石纺轮和刻有纺织印记的绳纹与网格纹陶器，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成都十二桥和指挥街遗址均出土了陶石纺轮，说明纺织技术发现很早。而青铜时代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黻黼锦衣，右衽三层，饰有华美丝织龙纹、鹮鸟纹、兽面纹，配有编织绶带，说明青铜时代蜀地就已出现锦衣丝绣，这是后来蜀锦蜀绣的前身。 秦汉三国时代，蜀锦成为蜀地蜀国重要的经济收入。诸葛孔明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当时成都、临淄、襄邑（河南睢县）三大丝绸中心各有特色、各有承传：临淄特色是“齐纨鲁素”；襄邑是“织成锦”；成都是“锦绫”，其质量之精美，超过了中原。 蜀锦蜀绣的得名，也是在秦汉时代产生的。据吾师徐中舒先生考证，锦绫即“锦绣缎”，“缎”是在砧石上捶打，使之光滑挺拔，故谓之缎。缎是蜀丝绸文明的特色产物。左思《蜀都赋》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两句话说了两件事∶一是著名产品“贝锦”。贝锦之名见于《诗经》，指织出锦纹好似多色的彩贝，这是汉代蜀锦的知名品牌。二是指蜀锦只有经过锦江上游的鲜水洗濯，才能出现鲜艳的锦色，优于天下诸锦，故濯锦之江称为锦江，管理织锦作坊的官署在锦江岸边，称为“锦官城”，锦官城所在区域则称为“锦里”。成都有“锦城”的代称，就是从锦官城简称得来的。 生产蜀锦的纺织工具也出现了奇迹。汉代出现了高级提花机代替手工刺绣，在2013年前这还仅见于文献记载，其形象也只出现在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画像石所绘织布机和织丝机，而没有实物。2013年首次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2号汉墓出土四架木制织机模型实物和14个漆木彩绘纺织工匠俑。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表现蜀锦织机作坊生产过程的实物。该织机采用的是“高楼双峙”技术，织造的绵绫经纬密度很大。现代的丁桥花楼织机，仍传承使用其法。这四个织机模型是蜀锦蜀绣对世界丝织文明起源和演进所作特殊贡献的明证。 反过来看，巴蜀丝绸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又为天府农耕文明带来深远的影响。到唐宋时期，扬州和成都是世界上财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鉴的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