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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史学批判意识与叙事思想创新 唐代历史叙事的繁荣，既表现为撰述前史工作的巨大成就，更表现为史学思想的超时代性跃迁。在中国古典史学史上，“叙事史学”的时期时间最久，内容最为丰富，而唐代历史叙事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其叙事思想的深邃性和震撼力，即使是对于现代史学思想而言，也很难说能够超越其上。 从史学发生学角度看，广泛意义上的叙事史学观念历经了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录当下之简的“记事历史”与如椽之笔所陈的“叙事历史”。在狭义的史学观念下，“口述历史”“记事历史”和“叙事历史”是三个不同的历史再现阶段，但现代史学依其叙事性本质而将其统归于叙事史学的范畴。成熟的历史叙事是战国至唐代中国史学的伟大成就，因为其后的“义理史学”与“辞章史学”占据了古典史学的核心位置。可以说，历史叙事从初始到成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非自觉的、代代相传的口述到“甲骨问事”，再到春秋时期连续性历史记录文本的出现，叙事史学才跨入历史自觉时期。早期史学由记事而叙事的历程，在有案可稽的范围内，《春秋》是自觉的叙事史学方式创新的尝试，其后的《左传》确立了以事系人的叙事典范，作为唐代以前最大的史学叙事观念的创新，莫过于《史记》对以人系事多重叙事风格范式的缔造，而唐代的史学正是基于其上的创造与批判。 作为叙事史学内容本身，唐代的前史撰述工作成果卓著。贞观三年，太宗诏修五代时期的历史，至贞观十年，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遂成，合称为《五代纪传》，共二百二十五卷。贞观十七年，太宗重新诏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共计三十卷；又贞观十八年始重修《晋书》，至二十年成书，共计一百三十卷。其间，有《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面世。《南史》《北史》虽属私人刀笔，却因其依于《五代纪传》的背景而获得官方认可。仅此所述的史著篇幅容量与影响力而言，便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与辉煌的史著创作相辉映，更为杰出的是这一时期对史学叙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亦可以说，唐代的历史叙事内容与历史叙事思想相得益彰、各有千秋。刘知几的《史通》与杜佑《通典》正是这一叙事史学处于顶峰时期内最为夺目的思想映射。《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是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巨著。《史通·自序》开宗明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辩其指归，殚其体统”。⑨故而刘知几从史学史出发，阐述了时代需求的叙事史学思想。 作为史学的思想巨著，《史通》的主体阐述了史学叙事的时代要求，从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了史学叙事的性质、要求和方法原则。《史通》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其所推倡的“史有三长”论进行概括：当世之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⑩如果用现代概念来诠释，那么，所谓的“才”，应属技艺的范畴，与天赋相类，而非一般自然资质所能胜任，但这又与消极意义上的天赋论有所区别；所谓的“学”，应属经验的范畴，非有切深的经验苦功莫能降服；所谓的“识”，应属历史观的范畴，据于其上，那就大有天地了。刘氏曾在答礼部尚书郑惟忠之问时，将三者的关系阐述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11)对应于现代史学概念系统，刘氏所说的“学”被纳入了与史学对象相关的范畴，而“才”与“识”被相应地纳入到历史认知主体的范畴，虽然刘氏并没有突出“三长论”中的任一要素。但显而易见，刘氏对于历史叙事中主体性思想的洞察颇有超时代韵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柯林伍德，甚至与海登·怀特的思想相比肩，因为“三长论”清楚地表明了历史认知主体不仅决定叙事的内容与性质，甚至可能撼动历史的本体观念。作为清代“辞章史学”大师的章学诚，在刘知几“三长论”之后又注入“史德”而成“四长论”，但从现代史学理念观之，“史德”依然是史学主体性范畴内的因素。仅从此项而论，“四长”并未逾越“三长”之上。更让世人惊觉的是，“三长论”中对于历史叙事性质的理解和界定，具有非凡的超时代性，其包容的史学理念，迄今仍是现代史学聚焦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种史学方法论的探讨，《史通》更多地着笔于史学叙事方法研究，最为集中的讨论篇章可见于《直书篇》《曲笔篇》《杂说篇》等内容中。其中所涉猎的“直笔”与“曲笔”问题亦是现代史学理论内的难题。在古典史学观中，“直笔”与“曲笔”问题也被类似视为“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问题。何谓“直笔”?《史通·杂说篇》释为：“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然而，《史通》在论“直笔”之下，又径直进入“曲笔”之论，这在一般观念下，刘氏的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史通》倡扬“实录直书”的叙事方式，《史通·载文》中说：“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12)在古典史学观念下，“实录直书”被视为是史学的优秀传统，也被视为史家的最高荣誉。自《春秋》始，此风代代相传，至《史记》，司马迁成为赢得这一荣誉的最佳候选，而刘氏撰《史通》将此概而括之，可见其对“实录直书”的认同。 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发现，刘氏又为“激扬名教”的价值法则所困，因为同在《史通》内，一种叙事方式的“曲笔”，又被解读为是史学叙事方法论之外的一种纯粹的“价值辩护”。如，“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论语》之顺”和“略外别内，掩恶扬善”的“《春秋》之义”等史学理念，被纳入了《史通》“曲笔”的讨论领域。刘氏据此为王充与司马相如等人未能尽“曲笔之妙”而遗憾。因为王充在《论衡》之《自纪》篇内，“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阎所鄙”，司马相如亦曾自述其“客游临邓，窃妻卓氏”之风流逸事；王充“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而司马相如“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因为“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据此，刘氏的史学理念已十分明朗，其所谓“直笔”，并非“直书其事，不掩其瑕”，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曲笔”下的“直笔”，或一种“激扬名教”视界下的“实录直书”。否则，就无所谓其“史识”之说。 相对于古典叙事史学中的这种理念革新，现代史学也曾在这一问题上陷入“实录直书”的科学主义模式而分身乏术，致使史学的合法性陷入一种现代性危机之中；在认识论转向的史学理念下，历史的“镜式”观念始终挥之不去，而“语言学转向”的史学理论在打通“曲笔”与“直笔”、“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文学与史学之壁垒的同时，却又使认识论意义上的史学与本体意义上历史同时陷入“终结”的后现代状况之中。 史学叙事何以可能，对于唐代的史学思想而言，这不仅需要“学”与“识”的造诣，也需要史学观与历史观的规约，需要与社会价值秩序的要求相符合，而这些规约与符合不是机械的，而是与事易时宜相适应的一种价值定夺。“直书实录”是时代观念规约下的叙事，作为叙事的主体不能无视价值的社会选择性。 在探讨一种方法论的同时，《史通》也是对史学叙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氏阐明了史学叙事作为一种“后来之笔”，它是一种与书写方式、修辞方式相关，与文学和语言本身同为一体的历史再现方式。历史叙事不能逸出文学的视界，正所谓“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然而，这些超越性的史学理念却是狭隘的史学观念所无法接受的内容，当现代史学的研究视野重归历史叙事问题的讨论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一古典时代下爆发的史学思想所拥有的超时代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