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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原和江汉地区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原的文明演进之路曾经跌宕起伏，终究能顽强复兴；江汉的文明演进之路多半一帆风顺，最后却走向衰微。中原和江汉存在稍有不同的文明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中的江汉亚模式。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化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内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关 键 词：中原地区/江汉地区/文明化 作者简介：韩建业，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项目成果：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委托重大课题“嵩山地区文明化进程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项目(IDHT20140507) 本文所谓中原，主要指以嵩山周围为中心的现在河南省大部和晋南地区、关中东部地区；所谓江汉，指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从约公元前7000年以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约公元前4000年以后更是共同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成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主体①。作为两大河流域重心所在的中原和江汉地区，在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进程中更是有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②，而“长江中游通过自己的道路也迈进了早期文明的门槛，是长江流域的第二个文明起源中心”③。但这两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文明化互动进程如何，文明模式如何，兴衰原因如何，还缺乏深入讨论，本文拟从比较的视野略作考察。 一、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 中原和江汉地区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原的文明演进之路曾经跌宕起伏，终究能顽强复兴；江汉的文明演进之路多半一帆风顺，最后却走向衰微。 约公元前9000～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都跨过旧石器时代，趋于定居，出现陶器，为后世的文明化准备了条件。中原腹地以圆窝纹或绳纹罐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④，和洞庭湖地区以绳纹釜为代表的遗存⑤，都有绳纹陶，彼此或当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 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各自蓬勃发展、彰显个性的时期。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进入发展高峰⑥，陶器形制复杂、功能细化，发明了堪称“早期中国”象征物的炊器鼎，石器磨制精整，骨笛、龟甲刻符等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正是在裴李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影响之下，早期中国的文化统一性明显加强，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⑦。长江中游地区先是出现彭头山文化⑧，陶器器类单调，主要是绳纹釜、钵等，石器仍以打制为主；后在公元前6000年后，受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圈足盘等新器，发展为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楠木园文化等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文化。其中发端于高庙文化的白陶、獠牙兽面纹、八角星纹等⑨，精美复杂且充满神秘色彩，影响深远。此时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交流逐渐增多，比如裴李岗文化中期卵形双耳罐、双耳壶、平底钵等的出现可能与彭头山文化的影响有关，而稍晚彭头山文化中的素面双耳壶、双鋬平底或圈足深腹罐、小口耸肩扁壶等则当为裴李岗文化因素。  图一 中原和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演进示意图 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频繁交流，文明化进程于此开端。主要在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经过数百年的积淀，终于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蓬勃振兴，以花瓣纹彩陶和釜形鼎为代表的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我们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⑩。庙底沟时代也是社会开始走向复杂化的时代，中原核心区附近的灵宝西坡(11)、白水下河(12)等遗址已经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表明社会复杂到相当程度，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江汉地区先后继起的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稳定发展，澧县城头山古城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垣(13)，表明大溪文化早期社会有着较强的组织能力，社会秩序显著加强。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早期的白陶等因素，还一度传播到中原、长江下游甚至华南地区。庙底沟时代以后，中原的花瓣纹彩陶因素渗透进江汉地区，在中原文化影响和刺激下，汉水以东地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异军突起(14)，为江汉地区文化巅峰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中原相对暗弱收缩，江汉强势北扩，文明社会初步形成。此时中原的仰韶文化后期逐渐进入一个相对低谷的时期，对周围文化影响显著减弱，外来文化因素大量涌入，中原腹地的核心文化地位一时不再。但从灵宝西坡墓地(15)和郑州西山古城(16)等来看，中原仍有相当实力。江汉地区先是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极度扩张至原为仰韶文化分布区的鄂北一带；约公元前3000年屈家岭文化形成后更是北向扩张至豫西南甚至豫东南地区(17)，屈家岭文化因素则见于中原大部地区(18)。属于油子岭类型的枣阳雕龙碑(19)、京山屈家岭(20)等处墓葬，随葬大量猪下颌骨或陶器，贫富分化显著。屈家岭文化更涌现出一二十处城址，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21)，城内有宫殿区(22)、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规划，使得江汉地区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最高级中心聚落的多个层次的聚落体系。 约公元前2500～前18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亦即龙山时代，中原江汉剧烈博弈，最终中原取得决定性胜利。龙山时代可分前后两期，龙山前期中原和江汉大致呈北南对峙状态，中原腹地的前期王湾三期文化拥有郾城郝家台等城址，更靠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甚至还有近30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23)，显见其实力迅猛回升。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北界仍维持在豫南以北，文化因素更北向渗透进关中、陕北，先前的诸多城址仍在沿用，宗教祭祀如火如荼，文化格局大体未变。龙山后期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尤其煤山类型实力大长，出现登封王城岗(24)、禹州瓦店(25)等城址或大型聚落，煤山类型南向大规模拓展而代替豫南、鄂北、鄂西地区石家河文化，并深刻影响江汉腹地使其演变为肖家屋脊文化。我们曾以古史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来解释文化格局如此大规模的剧烈变动(26)。中原对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当然并非人群的全面替换，很可能江汉腹地绝大多数仍为当地人群(27)；也并非说江汉文化此后就乏善可陈，肖家屋脊文化精美玉器的发现，就是其仍有相当实力和活力的体现，但这些玉器在江汉毫无渊源，总体属于海岱—中原传统(28)，从这个意义上，江汉文化传统究竟是衰微了!此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时代，中原重获至高的核心地位，以二里头—郑州商城王都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异常强大，对外影响则及于中国大部，而江汉地区长期低迷，至二里岗文化时期才在中原直接影响下有了黄陂盘龙城等区域中心聚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