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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尽管对《史纪》的写作意图至此已大致廓清，但关于作者的写作心态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对于君主与贵族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作者虽然希望能够持续下去，但他对此是否有着足够的信心？尽管《史纪》一书中对此没有明确的文字表述，但从其中所述的一段轶事中，人们似乎还是可以隐隐约约地窥知作者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复杂心态：国王希尔德里克在避居图林根的时候，曾与图林根国王之妻私通。希尔德里克回到法兰克人的王国之后，图林根王后甩掉她的丈夫，也来到了他这里。希尔德里克问她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到他这里来。她回答说：“我知道你很优秀，人也长得很帅，而且，你既能干又聪明。因此，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你一起过日子。不过，假如我知道世上还有哪个人比你还优秀，那么，即便他远在海外，我也要去把他给找出来，然后嫁给他。”(62) 可以看出，作为法兰克国家改朝换代前夜的正统主义“国史”著作，《史纪》一书的文本构思是颇费周章的。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的追溯，该书从教俗多个层面，将法兰克人描绘成一个勇敢、正义、虔诚且受到上帝眷顾的伟大民族。另一方面，在这一形塑过程中，作者自始至终又对墨洛温王朝治下的法兰克君臣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史纪》作者看来，正是这种君有君法、臣守臣规的君君臣臣体制成就了法兰克人及法兰克国家的伟大。既然如此，维持既有的君臣体制，不仅合乎一以贯之的法兰克传统，而且也是让法兰克国家继续伟大下去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剖析《史纪》一书的写作意蕴时，既要看到其“伟大”之形，也要看到其“维持”之实。当然，时势不以意愿为转移，不论《史纪》作者对形与实的处理有多么精巧，也不论他对“正统”王朝的延续怀有多么热切的期待，他的这部法兰克颂歌最终只能成为墨洛温王朝的一曲挽歌。 注释： ①第一部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 de Tours,538-594)的《法兰克人史》(History of the Franks)：该书从“上帝创世”写起，止于591年。第二部是《弗莱德加编年史》(Chronicle of Fredegar)：该书共4卷，前3卷是对已有史书的摘录和增补；第4卷是作者的原创，其涵盖时段是584-642年。第三部即是本文所述的《法兰克人史纪》：该书从法兰克人的“特洛伊族源传说”写起，止于721年；全书共53章，其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是第43-53章，内容涉及642-721年间的法兰克史事。这三部史书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历史演进脉络。 ②在历史上，这部作品的名称多种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有两种。在近代中前期，法国学者曾编纂多种历史文献集，如马卡尔·弗雷埃(Marquard Freher)的《法兰克人历史汇编》(Corpus Francicae Historiae,1613)以及雅克-保罗·米涅(Jacques-Paul Migne)的《拉丁教父文集》(Patrologia Latina,1862)等等，在这些文献集中，该书均被冠以《法兰克诸王本纪》(Gesta regum Francorum)之名。1888年，由布鲁诺·克鲁什(Bruno Krusch)编校的该书新版本印行于《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他认为，以《法兰克人史纪》(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为书名的“源抄本”在出现时间上应该更早一些。因此，他主张将该书定名为《法兰克人史纪》。详见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15,pp.Ⅶ-Ⅷ. ③在《史纪》拉丁文编校本的导言中，布鲁诺·克鲁什列出该书的50个抄本，这个数字几乎是《法兰克人史》和《弗莱德加编年史》各自存世抄本数的两倍。详见Bruno Krusch,ed.,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Hannoverae:Hahn,1888,pp.220-233.理查德·杰博丁还发现了《史纪》的另外4个中世纪抄本。详见R.A.Gerberding,A Critical Study of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h.D.Thesis,Oxford University,1982,pp.2-3,7-17. ④Bruno Krusch,ed.,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p.218. ⑤1987年，杰博丁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加洛林家族的兴起与〈法兰克人史纪〉》(R.A.Gerberding,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New York:Clarendon Press,1987)。杰博丁坚信，此书的总体信度比过去所认为的要高。应当肯定的是，杰博丁在《史纪》文本信度方面所作的钩沉对于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一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毋庸讳言，其论证手段大都还是停留在“合理化推测”阶段，而且，《史纪》中存在的诸多显而易见的史实舛误也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在对《史纪》的史学价值进行评判时，一方面应该看到此书在史料信度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此书在其他层面上具有的特殊价值。例如，就存世文献而言，对于墨洛温王朝晚期数十年的历史(7世纪40年代-8世纪20年代)，作为当时文化人的记述，《史纪》具有唯一性。又如，对于所述史事，《史纪》持有颇为明显的墨洛温“正统主义”立场，其视角有别于后来的加洛林王朝史著，两相比照，对于墨洛温王朝历史的认知可以做到更为持平公允。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文化史角度来说，通过此书，人们可从一个侧面窥知墨洛温王朝晚期的法兰克社会政治生态。 ⑥在近年来较为详细论及《法兰克人史纪》的学术论著较多，如E.Ewig,"Le mythe troyen et l' histoire des Francs," in M.Rouche,éd.,Clovis,Histoire et Mémoire,Paris:Presses de l' 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1997,Ⅰ,pp.817-847; R.McKitterick,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9-16; Magali Coumert,Origines des Peuples:Les Récits du Haut Moyen Age Occidental (550-850),Paris:Institut d'Etudes Augustiniennes,2007,pp.325-337; Philip Drler,"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A Model for a New Frankish Self-Confidence," Networks and Neighbours,no.1,2013,pp.23-43; 等等。 ⑦详见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VII-XCII. ⑧就文本结构和具体内容而言，《史纪》是一部不拘程式的史学作品，它并没有系统遵循中世纪的任何一种常规写作范式，但各种常规范式在其中却又都有若隐若现的呈现。在探究《史纪》一书的写作路径时，着眼点只能是看它体现了哪些范式，而不是看那些范式在此书中是否有系统完整的展示。本文从《史纪》文本中析出各种写作程式的元素，其意并不在于表明《史纪》作者在写作之初或写作过程中就曾一定构建出一二三四如此这般的“写作套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各种写作程式在《史纪》一书中也就不会像目前这样水乳交融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确一点：作者的文本写作与后世的文本分析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⑨单就“古典史学”而言，其突出的功用在于“道德教化”。同时，人们也可看到，中世纪的史学作品在价值取向上也同样侧重于“道德教化”。因此，当把二者置于同一个沿革链条中进行考察的时候，“道德教化”就已无法有效充当二者的区分标准。相比之下，古典史学的“世俗色彩”和中世纪史学的“宗教色彩”在总体上却可以起到界标的作用，而这也正是本文在相关概念使用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标准。 ⑩详见Jacques Poucet,"L' origine troyenne des peuples d' Occident au Moyen Age et à la Renaissance:Un exemple de parenté imaginaire et d' idéologie politique," Les Etudes Classiques,t.72,2004,pp.75-107. (11)详见Bruno Krusch,ed.,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pp.45-47. (12)阿兰人，上古中世纪时期的一个民族，原占据地是在黑海东北方向的草原地带。5世纪初，阿兰人进入高卢地区。其后不久，部分阿兰人迁往西班牙和北非。余下的阿兰人主要分布于高卢的东北部、东南部以及西北部某些地区。虽然说阿兰人后来与当地居民融合，但在高卢地区，他们毕竟曾和法兰克人展开激烈冲突并曾打败过法兰克人，从而给法兰克人留下深远的历史记忆。参阅Edward A.Freeman,"The Tyrants of Britain,Gaul,and Spain A.D.406-411,"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no.1,1886,pp.53-85. (13)参阅Andrew Faulkner,"The Legacy of Aphrodite:Anchises' Offspring in the 'Homeric Hymn to Aphrodit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29,no.1,2008,pp.1-18. (14)详见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Lawrence:Coronado Press,1973,p.23. (15)《史纪》中有关新特洛伊人(法兰克人)与阿兰人在东方的斗争，并无历史真实性可言。不论是阿兰人，还是法兰克人，他们都是在罗马帝国晚期迁入高卢地区的外来民族。以这两个族群为核心，在中世纪早期的高卢，出现了两种政治文化叙事传统。其一是阿莫里卡传统(Armorican Tradition)：这一派别以高卢西北部的阿莫里卡地区(Armorica)为中心，宣称阿兰人是欧洲人的先祖。其二是法兰克传统(Frankish Tradition)：这一派别将法兰克人的起源与古老的特洛伊人联系在一起，从而与阿兰人划清界限。406年，法兰克人曾败在阿兰人手下。参阅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4页。在随后几个世纪中，虽然法兰克人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与阿兰人依然冲突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亲法兰克传统的文化人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然也就会对阿兰人采取贬斥的立场。至于这里描述的新特洛伊人对阿兰人的毁灭性打击，巴奇拉奇认为，它只不过是此书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一场胜利”，是为了对406年那次失败进行意念上的“雪耻”。关于法兰克人与阿兰人之间的恩怨曲折，详见Bernard S.Bachrach,A History of the Alans in the We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3,pp.77-86. (16)详见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24-26. (17)所谓基督教史学范式或“教会史”写作程式，其创立者是古典晚期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约260-340)和哲罗姆(Jerome，约347-420)，其典型的格式是，以“世界史”为视角，以“上帝创世”为开端，按照《圣经》所述事件为脉络，逐步过渡至所述主题。详见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就法兰克早期史著作而言，不论是《法兰克人史》，还是《弗莱德加编年史》，其文本结构都是沿袭了这一传统。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史著作(如7世纪中前期英国教会史学家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等)在基本格局上并没有凸显“上帝创世”的“世界史”视野，但无论如何，这类著作都不会以世俗的上古传说作为历史的起点。 (18)R.A.Gerberding,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159. (19)详见R.A.Gerberding,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163. (20)为便于理解这一时期的“正统”信仰及其对法兰克人的意义，同时也为了避免某些误 解，这里有必要对“天主教”一词的早期使用问题作一简要阐释。和很多术语或概念一样，“天主教”(Catholicism，亦译“公教”)一词的内涵在历史上也有过复杂的流变过程。早在2世纪初，即基督教诞生几十年后，“天主教会”(“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这个名称就已出现，其意在于表明基督教是一种“普世宗教”。380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379-395年在位)颁令，在基督教各派中，只有遵循“尼西亚信经”的那一教派方可称为“天主教”，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愚蠢的疯子”，这些人“只能被标上‘异端分子’这一可耻的名称”。详见Henry Bettenson,ed.,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3.p.31.在当时，罗马教皇是高举“尼西亚信经”的旗手，“罗马天主教会”(“罗马公教会”)之称也就随之出现。此后，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等教会神学家又对“天主教”概念作出进一步界定。正是基于这一神学积淀，在古典末期到中世纪初期，“天主教”这一名称不仅已经广为流传，而且已经成为拉丁教会的正式名称。关于“天主教”一词在西欧中世纪初期的普及情形，可参阅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一书。作为正统教会的代言人，格雷戈里在此书中频繁使用“天主教”这一术语。 (21)比利时史学家戈德弗鲁瓦·库尔特(Godefroid Kurth,1847-1916)认为，《史纪》的作者应该是巴黎地区圣德尼修道院(Saint-Denis)的一名修士。详见Godefroid Kurth,"Etude critique sur l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in Etudes franques,Paris:Honoré Champion,et Bruxelles,Albert Dewit,1919,Ppp.31-65.布鲁诺·克鲁什最初认为，其作者可能是鲁昂(Rouen)地区某个修道院的修士，后来他转而支持库尔特的观点。杰博丁等人认为，其作者应该来自苏瓦松(Soissons)，可能是圣梅达尔修道院(Saint-Médard)的修士。详见R.A.Gerberding,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146-172; J.Barbier,"Les actes mérovingiens pour Saint-Médard de Soissons:une révision," in Denis Defente,dir.,Saint-Médard.Trésors d' une abbaye royale,Paris:Somogy Editions d' Art,1996,pp.179-241.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史纪》的作者可能是一位修女。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J.Nelson,"Gender and Genre in Women Historian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Jean-Philippe Genet,ed.,L' historiographie médiévale en Europe,Paris:ditions du CNRS,1991,pp.149-163; Ⅰ.Wood,The Merovingian Kingdoms,450-751,London:Longman,1994,p.34.《史纪》一书的法文本译者、中世纪史专家史蒂芬·勒贝克(Stéphane Lebecq)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史纪》作者性别问题的讨论有过总结分析，他本人更倾向于认为此书作者为男性，在他看来，从《史纪》对战争和武器的描述来看，作者对这类事物颇为热衷和熟悉，而这一般来说并不是女性作者的“专长”。详见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XXXII. (22)《史纪》一书共53章，其中第4-35章中的主要内容均取材于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而《法兰克人史》是严格按照由优西比乌开创的“教会世界史”范式进行铺陈的。因此，《史纪》作者熟知“世界史式”的教会史写作范式，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23)在早期基督教历史上，对“三位一体论”的认可与否，是区分“正统”和“异端”的最基本标准；这也是最初几次大公会议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关于前六次大公会议对“三位一体论”的坚守以及对“异端”的驳斥，详见Norman p.Tanner,ed.,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London and Washington D.C.:Sheed & Ward Limited an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0,vol.1,pp.1-130. (24)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39. (25)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XLIII-XLIV. (26)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39-40. (27)罗马帝国晚期，在基督教会内部，“正统”与“异端”之间的争斗并不是单纯的思想认知之争，它是和教会控制权之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和官方化，它又与世俗政权产生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正统”与“异端”之间的矛盾不可能真正通过坐而论道的方式和平解决。在罗马帝国晚期，阿里乌斯派的命运多有反复，帝国皇帝对它的态度也多有不同，但及至前文注释中提及的狄奥多西一世时期，帝国政权对阿里乌斯派发起全面打击，阿里乌斯派主教被驱逐，阿里乌斯派控制下的各地教会被强制转归“正统”教会，阿里乌斯派信徒亦被强令改变信仰。此间，阿里乌斯派曾发起暴动，但终被镇压下去。参阅Elmer Truesdell Merrill,"The Church in the Fourth Century,"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50,1919,pp.101-121. (28)详见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34-46. (29)作为正统天主教的反衬，以阿里乌斯派为代表的“异端”曾被教会史家描绘得一团漆黑。在这个方面，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可谓达到了一种极致，在此书中，阿里乌斯派信徒被称为“疯狗”、“不洁不净的猪”、内心充满“恶毒”的狼，而且长着一双无法吸收“使徒所传之道的光辉”的“烂眼睛”。以此作为对比，法兰克人不入俗流的宗教身份也就分外明晰。参阅陈文海： 《“另类”与“正统”——〈法兰克人史〉的“教会史”写作路径释论》，《史学集刊》2013年第4期，第11-20页。 (30)“归还广口瓶”之事，亦即“苏瓦松花瓶事件”。这个事件前后历时一年之久，在不同时段，其核心内容并不相同。前半段以克洛维向教堂归还广口瓶为核心，后半段则以克洛维杀人立威为核心。因此，对于这一事件，既要看到终端，也要关注前缘。就本文所述主题而言，在这一事件中，具有对应价值的是克洛维归还广口瓶这一事件本身，而不是克洛维借助此事来树立权威这么一个后续事件。详见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34-35. (31)昂古莱姆，高卢西部城市，位于波尔多东北方向，今为法国夏朗德省(Charente)省会。 (32)详见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50-53. (33)“圣经诠释学”虽以《圣经》为万流之宗，但由它“诠释”出来的各种人事现象并不是对《圣经》叙事模式的简单模仿，它自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前面的人事不仅是后面人事的预兆，而且是后面人事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有了先前的那一存在，才会有后来的新式形态，而且，先前的那一存在决定着对新人新事的解释。通过这样一种“预示论”的时空构建，被时间分隔开来的先人先事与后人后事之间也就有了明确关系。参阅陈文海：《中世纪世俗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及叙史逻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86-193页。关于“圣经诠释学”及其发展流变史，可参阅B.Jacob,"A Study in Biblical Exegesis,"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vol.12,no.3,1900,pp.434-451; Benjamin W.Bacon,"Exegesis as an Historical Study," The Biblical World,vol.17,no.3,1901,pp.178-184. (34)在中世纪西欧，与基督教的广泛且深入传播相伴，“圣经诠释学”也成为颇为流行的释读世事之法则，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认识论。毫无疑问，“圣经诠释学”既非法兰克国家所独有，更非《史纪》一书所原创，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史纪》将这套法则运用于法兰克人，并借此达到其既定的写作目的。 (35)参阅：Philip Drler,"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A Model for a New Frankish Self-Confidence," pp.31-40. (36)使徒之长(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指使徒领袖圣彼得。 (37)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50. (38)详见《圣经·撒母耳记上》28：22；《圣经·撒母耳记下》20：17。 (39)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110. (40)详见《列王纪上》14：20；《撒母耳记下》2：11。在《圣经》中，这类例子有很多，再如《撒母耳记下》3：10；《撒母耳记下》3：17；《历代志下》1：9；等等。 (41)参阅Tom F.Driver,The Sense of History in Greek and Shakespearean Dram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60. (42)达戈贝尔一世(生卒年约公元603-638)，克洛塔尔二世的长子，法兰克奥斯特拉西亚王(623-634)，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国王(629-634)，纽斯特里亚与勃艮第王(629-638)。一般认为，达戈贝尔一世是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位掌握实权的君主。 (43)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100. (44)详见《列王纪上》4：24，30，31，34；《历代志上》22：9-10。 (45)参阅J.Nelson."Inauguration Rituals," in p.Saywer and Ⅰ.Wood.eds.,Early Medieval Kingship,Leeds:University of Leeds,1979,pp.50-71. (46)在《圣经》的武加大译本(即“拉丁通俗译本”，Biblia Vulgata)中，“nationes”或“gens”是混合使用的；“和合本”《圣经》英文版不再区分“nationes”或“gens”，二者被统一为“nations”。参阅《撒母耳记下》7：23-24；《撒母耳记上》8：5。 (47)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26. (48)《撒母耳记上》8：5。 (49)详见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45-46. (50)R.McKitterick,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p.10. (51)参阅J.Nelson,The Frankish World,750-900,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1996,pp.99-102. (52)参阅Bruno Dumézil,Brunehaut,Paris:Fayard,2008,p.408; 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XLI. (53)Hans H.Gerth and C.Wright 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78. (54)法拉蒙，传说中的法兰克第一位国王，其生卒年被定在约370-427(或430)年。学术界一般认为，法拉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史纪》作者的编造。参阅Ian Wood,The Merovingian Kingdoms,450-751,pp.36-37. (55)克劳迪欧(约392-约448)，撒利安法兰克人的首领之一。《史纪》将克劳迪欧视为“法拉蒙”之子，但是，如前一个注释所言，学术界一般认为法拉蒙是个虚构人物。按照7世纪中叶《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说法，克劳迪欧的父亲是提乌德梅尔(Theudemer)。 (56)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26-27.关于“长发国王”问题，可参阅陈文海：《蓄发与削发——法兰克墨洛温王族象征符号释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02-108页。 (57)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26.这里所说的法律是指《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实际上，该法典编撰于克洛维一世(481-511年在位)统治末年，颁布时间是在507-511年之间。因此，这里所言的“法拉蒙时期编撰法典之事”在时间上存在明显错位。参阅Katherine Fischer Drew,The Laws of the Salian Frank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1. (58)埃吉迪乌斯(464或465年去世)，西罗马帝国末期帝国派驻北高卢地区的军事统帅(Magister militum)。当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处于分崩离析之境，埃吉迪乌斯控制下的苏瓦松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正因如此，在《史纪》第7章中，埃吉迪乌斯的地盘被称为“埃吉迪乌斯王国”(le royaume Egidius)，埃吉迪乌斯本人亦被称为“罗马人的君王”(prince des Romains)。详见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19. (59)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30. (60)即克洛维二世(Clovis Ⅱ,? -657或658年)，达戈贝尔一世之子。638年(亦说639年)，达戈贝尔一世去世，克洛维二世在事实上成为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的国王(继位仪式是在640年)。参阅J.M.Wallace-Hadrill,ed.and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With its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p.64. (61)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101. (62)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 Liber Historiae Franconum：p.31.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