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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真理建立在认识符合事实的基础上 至此，对是否存在历史真理，什么是历史真理的问题，也就可以简单地回答了。西方叙述历史哲学认为，历史真理问题可以不必顾及，因为什么是历史实在都无法说清楚，那么，认为历史真理就是符合事实的认识的“符合论”就站不住脚了。如詹京斯主张，“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其本身。”“历史是一种由历史学家所建构的流变的话语。”“我们寻找到真实，但却发现它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符号、一个概念。真实是一种自我参照的比喻之辞，它无力达到可知觉的世界。”[21]罗蒂也曾声称：“真理是被创造的，而非被发现的。”我们不能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历史主义内含的历史真理就是认识符合事实的观点是需要坚守的。承认历史实在是客观的，为我们坚守这一信念提供了前提。对此库恩明确指出：“真理和谬误唯一地和明确地由陈述和事实的对抗决定。”[18](P66)塞尔也说：“真理就是某种语言表征的确切性问题。”[12](P169)杜维运曾强调：“真理、客观、真实，在人世间珍如裘璧。人世间没有真理，将举世茫茫；没有客观，将是非倒置；没有真实，将黑白混淆……史学所争者，在争真理、客观、真实。”[22]将上述两种论点进行比较，我们认为后者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普列汉诺夫曾经针对将历史认识真理看成是认识主体属性的看法，提出历史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的观点至今没有失去有效性，对论述历史真理问题仍有启发和价值。他说：“只有真理对主体的关系才是可能的”[23](P553)看法是错误的，真理是观念与其客体之间的一致。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沃尔什的主体间性概念是不彻底的。他说：“真理的标准不在我身上，而在存在于我之外的关系上。”[23](P745)他认为真理具有客观属性，并不排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因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历史采取同情或批判的态度。但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并不抵触，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主观的也可以转化为客观的来看待。他说：“在那历史家不得不描写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的地方，如果历史家自己不变为一个枯燥无味的书呆子的话，他不可避免地要同情斗争的某一方面。在这上面他将是主观的，不管他同情少数或多数，可是这种主观主义并不妨害他成为完全客观的历史家。”[23](P745)巴巴拉也认为：“客观性是一个程度问题……这与中立或没有立场并非是一回事。没有保持中立或纯粹的历史学家。”[24](P20)“历史学家努力保持客观公正以了解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伪称这样是没有任何偏见。好像历史学家是已经放弃了自身判断力的录音机。偏见是一种倾向或爱好，不仅是洞察力的源泉，还是对于判断力的演练。不可否认的是，情感的条件作用通常对它起到了帮助作用，但那正是使人作出承诺的东西。”[24](P57)这里所谓“使人作出承诺的东西”，指的就是主观符合事实。普列汉诺夫还指出，由于历史认识虽然具有主观性，但是它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这就为评价历史认识的真理性提供了客观标准。他说：“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过程。当社会处在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时候，促进这个过程的一切对它都是有利的，而延缓这个过程的一切都是有害的。停滞状态从来都不利于社会。这个毫无疑问的情况就给了我们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互相争论的两个派别中哪一个错误较小或根本没有错误。”[23](P576-577)“为了判断”，“谁犯的错误较小，只要确定谁的利益同社会利益分歧较小就够了”。 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的认知是，对于历史认识是否是历史真理的判断，最终要从历史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一致中来判断，历史学家之间的赞同不是最后的判断标准。获取历史真理，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取知识的途径和目的。这里，我们比沃尔什更进一步的是，沃尔什仅把主体间的共识作为最终标准，而我们坚持把是否符合实在作为最终标准。区别在于，沃尔什把标准放在了主体身上，而我们把标准放在了客体那里，即放在事实那里，坚持历史是客观存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实是最后的标准，因而是客观标准，而沃尔什把标准放在主体身上，容易导致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有中国学者从沃尔什的立场提出：“‘客观’似乎不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倒是以主体间的认可程度为转移的，主体数量越大，其影响越深，事实就越‘客观’。”这样的提法在逻辑上是不彻底的。真理总是由少数人发现的，它之所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因为经历了一个传播过程。按照该提法的逻辑，在未为大多数人接受之前，它是作为谬误在传播，直至多数人接受了，才成为真理。这样的提法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④ 20世纪以来，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叙述历史哲学，以历史主义史学为靶子展开了广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历史认识论的进步，功不可没。但它们将历史主义史学的本质概括为“实在论”“再现论”“符合论”时，却掺杂了一些讥讽的味道，这是不恰当的。它们“反对实在论——否定本体论的客观性”，“攻击认识的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以及当代智力生活的智能”。[12](P167)并取消了历史认识论中的反映论，将史学视为文学是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反映论视觉仍然是使认识成为科学的途径。吊诡的是一百年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回归到历史主义身上了，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呈现。19世纪曾经是“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25](P41)历史主义史学曾取代哲学高居科学之巅的位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哲学所发生的逻辑和语言学转向风靡一时，非历史的、非心理的，只考察概念的形式，而不涉及内容的分析历史哲学、叙述历史哲学大行其道，形式大过内容的科学研究风气一度主宰了历史学理论。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学转向促成的人文学科发展已经结束了。在理查德·比尔纳其等主编的《超越文化转向》一书中，海登·怀特在“后记”里谈道：“任何研究社会的科学都应该用来服务于某种关于社会正义、公正、自由、进步的概念——即关于一个好的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某种观念。”[16](P267)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文化本体论，不是一种解决社会科学难题的办法，因为它不能“胜任治疗现代或任何其他类型社会之疾病的任务”。从这一立场看，“一种马克思式的模式是最有希望的研究现代……的方法”，因为它是“关于一般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一种特定‘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16](P266)怀特的论点十分重要。他为历史学超越文化转向之后去向何方指出了一条道路，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但怀特提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也必须回应后现代主义语言文化本体论的挑战，“它至少要求我们重新考察我们希望用于研究社会现实的科学的属性，以及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它的那种客观性”。[16](P273)怀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文化本体论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和挑战是有科学价值的，一种新的历史科学样式，应当在回应对历史客观性的挑战下重建。怀特的说法不无道理，本文是对其要求做出回应的一个尝试。 历史认识论需要在重新论证历史主义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下寻找到新的出发点。历史主义史学所揭示的历史客观性、历史真理性，曾经使历史学成了一门科学。如今，需要在吸收20世纪西方哲学成果的前提下，加强其理论基础的研究，将其内含于其问的理性成分进行充分论证，这必将丰富历史学的科学性，巩固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创新历史学的知识。21世纪的历史理论认知兰克史学，应避免对“如实直书”作狭隘的理解，避免将其视为不要理论的做派，如视作“史料即史学”之滥觞等。借鉴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叙述历史哲学理论，需警惕其随意地规避历史客观性的态度，引以为戒。在《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中，诺维克曾颇为复杂地感叹道，由于美国史学是在追求历史客观性的宗旨下得以确立和取得进步的，在质疑历史客观性的思潮中，历史学如果不能在较近的未来在这一问题上获得肯定的认知，那么，是不是历史科学知识体系会由此解体？美国历史协会也将不复存在？这一疑问余音犹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