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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入“通鉴学”的《纲目》 宋末詹氏刻本的卷首涉及的著述依次是：《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纲目》。在讨论宋末詹氏刻本所蕴含的文化意涵之前，我们需要先分析这些文本作者创作时的阅读期许，抑或说作者对这些文本关联的理解，以及在当时文人的阅读世界中，这些文本是以何种关系而存在的。 司马光在纂修卷帙浩繁的《通鉴》过程中，已意识到读者面对内容宏富的《通鉴》，倦于披寻，因此又撰成《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18)《目录》并非是一般意义而言的检索之作，而是一部纲领性质的独立著作，其序载： 臣闻古之为史者，必先正其历以统万事，故谓之春秋……今用义叟气朔并闰，及采七政之变著于史者，置于上方。又编年之书，杂记众国之事，参差不齐。今仿司马迁年表，年经而国纬之，列于下方。又叙事之体太简，则首尾不可得详；太烦则义理相没而难知。今撮新书精要之语，散于期间，以为《目录》云。(19) 在这篇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对此书特征的描述：其一，采用刘义叟新编历法，以显示清晰的时间线索；其二，仿司马迁年表，使叙事收一目了然之效；其三，详略得当，不没义理。司马光对此书的定位很明确，《目录》撮《通鉴》“精要之语”，提纲挈领，为读者提供端绪，是辅助《通鉴》阅读和理解的一种门径之作。然而司马光到了晚年，自己对《目录》的阅读感受和认知发生了变化，认为《目录》太简略，无首尾，因此更著八十卷《举要历》，以适厥中，可惜书未完稿。《举要历》虽未最终完成，但其性质与《目录》类似，同样是一部便于读者领略《通鉴》旨意的提纲举要之作。 也正是《举要历》未能成书，绍兴年间，胡安国循此轨迹，在《通鉴》《目录》等基础上，参以“《春秋》条例”，修成一百卷《举要补遗》。胡著已佚，胡寅在其父行状中透露，此书旨在“广司马公愿忠君父稽古图治之意”。(20)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司马光的《目录》《举要历》还是胡安国的《举要补遗》，三书的创作有一共同目的，即为读者提供纲领线索和要旨义理，以配合《通鉴》的阅读。 关于《纲目》与《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的联系，朱熹在自序中交待： 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故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以就此编。(21) 继《目录》和《举要历》而作的《举要补遗》，虽已“文愈约而事愈备”，但仍不能使读者“领其要而及其详”，因此才需“别为义例，增损隐括”，编就《纲目》，以伸司马温公与胡文定公未竟之志。朱熹的夫子自道由论述编撰《纲目》的起因而谈及《纲目》与“两公四书”的关系，将《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纲目》塑造成前后相因之作。 虽然这种关系的表述很可能是朱熹纂修《纲目》的一种托辞。因为此序末尾，朱熹表达了自我期许，“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显然如此高的定位，不可能仅仅是因循“两公四书”旧轨，而是隐藏了朱熹跳脱此藩篱而另立新说的企图。但“因两公四书”的表述在客观效果上却将读者引导为《纲目》是继《目录》等书而起的同类作品。 《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纲目》的作者，对各自的文本在辅助《通鉴》阅读层面的描述，深刻影响了在当时文人阅读世界中诸书关系的呈现。相比于朱熹的自序，南宋两位藏书家赵希弁和陈振孙在给《纲目》作解题时，通过节录和改编《纲目》序文的内容，建构了一条更为直截明了的线索。赵氏《读书附志》载： (《纲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所编也。司马文正既为《资治通鉴》，又别为《目录》及《举要历》，胡文定复修《举要补遗》，朱文公因文正、文定两公四书，别为义例。(22) 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载： (《纲目》)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历》，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遗》，朱晦翁因别为义例。(23) 赵、陈二人在各自的解题中都删去了朱熹关于《纲目》旨在“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的叙述，而单单截取“两公四书”与《纲目》关系的内容。如此一来，《纲目》就被纳入到《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的序列中，更确切地说，《纲目》同样是作为配合《通鉴》阅读，提供大纲线索和阐发义理旨意的形象而存在。 真德秀在给陈均《皇朝编年举要备要》所作的序中，对此脉络及《纲目》的地位有着清晰的归纳： 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理之精密。盖“纲”者，《春秋》书事之法也；而所谓“目”者，左氏备言之体也。自司马公《目录》、《举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观者。(24) 在真德秀的序文中，《纲目》被置于《目录》《举要历》同一知识序列中来表达，区别在于前者义理精密，是集大成而已。 《纲目》作为继《目录》等而来的集大成者，当时文人群体对其在阅读和理解《通鉴》方面的功用，也有着清晰的认识。《通鉴答问》一书中有“周威烈王”条和“屈平”条，分别载： 学者潜心司马公之编年，参以朱子之笔削，此穷理致治之要。明《春秋》之义，以读《通鉴》，其庶几矣。 若屈平四皓之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虽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朱子《纲目》所补有功于《通鉴》。(25) 《通鉴》在书写诸如屈原、扬雄、荀彧等人物时，并未体现《春秋》惩劝之法，而《纲目》正是在此关节处弥补了《通鉴》的不足。因此上引材料明确提出学者阅读或研习《通鉴》时，需参看《纲目》，先明了《春秋》之义，而后理解《通鉴》才能事半功倍。 宋理宗时期的文人林駉采用类书的方式编纂了一部名为《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的科举考试用书。林氏的友人黄履翁不仅为此书作序，又仿其体例，续编了一部《别集》。《古今源流至论》和《别集》二书体式粗率，内容多抄录旧籍，间或参有评语。其中黄氏《别集》有“《治鉴纲目》”条，专论《纲目》褒贬之意。此条文的篇首抄录了朱熹自序，其间附有黄氏解说： 成先正未成之志，发遗书未发之蕴，此文公《纲目》之作，其有益于《治鉴》也不少……温公又谓：“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是其劝诫未著也，今监戒昭而几微著，其得褒贬之法乎。(26) 黄氏通过征引司马光之语，表达对《通鉴》的理解，认为《通鉴》的焦点在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而关于“劝诫之法”却未彰显，正因为如此，朱熹才作《纲目》，以“褒贬之法”，成温公“未成之志”，发《通鉴》“未发之蕴”。黄氏在随后的叙述中罗列了大量例子来对比《通鉴》与《纲目》，试图说明后者如何笔削和褒贬，并有功于前者。黄著作为科考用书，通过抄录旧文和点评的形式，将《纲目》塑造成配合《通鉴》阅读的著作。 此外，南宋有号为刘溪先生者，著有《本朝长编节要纲目》，魏了翁曾为之作序，可惜毁于兵火，仅剩残卷二帙。宝祐四年(1256)眉山人士杨道传和宋可传将此二卷交予宝佑元年(1253)的状元姚勉阅览，并托为作序。姚氏在序中说： 司马《通鉴》一书有节本、《举要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纲目》。今此书之节要辞剪其浮，即司马《通鉴》之自节本也。此书之标题事举其要，即司马《通鉴》之《举要历》。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纲，载纪以目，即朱夫子之《纲目》也。一书而诸体备焉，用心亦勤矣。(27) 上引材料中司马光的“自节本”即指《目录》。虽然姚氏旨在赞扬《本朝长编节要纲目》“一书而诸体备”的特征，但在论述中却以《通鉴》等书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目录》《举要历》《本末》《纲目》均是围绕《通鉴》这一中心而衍生出来的“诸体”，这些“诸体”之于《通鉴》又分别代表了“节本”“事举其要”“类总其萃”“提纲挈领”。 相比于姚氏的序文，成书于景定年间的《建康志》对以《通鉴》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表述更为清晰。景定二年(1261)建康知府马祖光念及府学文籍之缺，上书朝廷以求国子监所藏书籍。当时朝廷应允了马氏之请，颁赐给建康府学大批图书，其中就包括监本《纲目》。而后马氏欲修《建康志》，命周应合为总纂。周氏《建康志》设有《文籍志》，以大纲细目的体例介绍府学所藏图书。如在“经书之目”下大书《周易》《尚书》《礼记》《春秋》等。其中《春秋》之下又有细注：监本《正经》监本《注》《左传》《谷梁传》《公羊正义》《伊川传》《胡氏传》等二十七种，除《春秋》本身外，其余都是阐发《春秋》经旨，辅助理解《春秋》之作。在此书写方式的表征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以《春秋》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与此书写方式类似，在“史书之目”中，《资治通鉴》大书为纲，其下细目依次有：监本、蜀本、建本、《外纪》《举要》、朱子《纲目》《纲目发明》《释文》《通历》《撮要》、袁氏《本末》。(28)可见，《举要》《纲目》等书之于《通鉴》就好比左氏、谷梁、公羊等传之于《春秋》，《通鉴》和《春秋》是各自知识体系中的核心。《纲目》只是以《通鉴》为中心的知识树下的分枝而已。 无独有偶，王应麟在其《玉海·艺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艺文门”的编年类中有《治平资治通鉴》条目，此目下又分列：《编年通志》《目录》《考异外纪》《举要历》《纪事本末》《纲目》。(29)虽然王氏在《纲目》后注释“见后”二字，以示《纲目》题解待后文详述，但其书写方式仍显示出《通鉴》是此知识体系的核心，而《目录》《举要历》《纲目》等仅是分属。 我们发现，在时人的观念中，《纲目》接续《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而作，为读者理解《通鉴》提供大纲义理，并与《目录》诸书，众星拱月，围绕《通鉴》，形成以后者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抑或说“通鉴学”。(30)这是在以往史学义理化的叙述中被遮蔽的《纲目》形象。由此我们就能理解，《纲目》的宋末詹氏刊本卷首为何会有涉及《通鉴》《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的文本。詹氏宋刻本以此形式呈现，显然是受到了《纲目》被纳入“通鉴学”的观念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