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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两宋时期史学的义理转向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学界基本认为朱子《纲目》的出现代表了史学义理化的完成，《纲目》也无疑扮演了典范性的角色。若从义理化史学本身体例、书法等完善程度的角度来讲，这一观点显然是恰当的。但它却忽略了冠于《纲目》之前的，诸如圭臬、经典等具有权力意味的社会化概念，往往是在印刷、阅读、传播、接受等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得到建构的。 我们看到，南宋时，《纲目》刊布后，一方面被纳入“通鉴学”体系，以羽翼《通鉴》而存在。这种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触动时人观念中原有史学系谱内的秩序。《通鉴》仍因中兴编年而尊享仅次于《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面，《纲目》又被认为复兴了《春秋》劝惩之法，几与《春秋》争辉。此类认知建构，已隐然有《纲目》取代《通鉴》原有地位之势。这两种并存的认知，说明当时对《纲目》的定位还处于游移状态。之后，经历宋末元初正统论的讨论，《纲目》的形象被进一步选择，其中《纲目》归于“通鉴学”的认知逐渐被过滤。史学系谱内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较大的变动。《通鉴》被视为鲁国旧史，《纲目》则贵为拟《春秋》的“史中经”，此后仿从、阐释《纲目》，蔚然成风，逐渐形成“纲目学”。 注释： ①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吕谦举：《宋代史学的义理观念》，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402～415页；刘复生：《说北宋中期儒学嬗变与史学的变化》，《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刘连开：《理学和两宋史学的趋向》，《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的一些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罗炳良：《宋代义理史学再评价》，邓小南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2008)》，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4～519页；汤勤福：《义理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曹宇峰：《南宋义理史学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最近有学者采用诠释学的视角，探讨义理史学中史家对事实的重建与阐释，参见曹鹏程：《历史事实的重建与诠释：宋代义理史学再认识》，《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②参见邓志峰：《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汤勤福：《义理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③William St.Clair,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8.关于此书的介绍可参阅李仁渊：《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39～242页。 ④关于这两者的研究取径可分别参阅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卢建荣、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2003年。 ⑤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9《西山真文公行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67页。 ⑥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4《题李果斋所书郑伯元诗后》，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19页。 ⑦李方子：《李方子后序》，《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9册，第29页。 ⑧陈孔硕：《宋温陵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后语》，《朱子全书》第11册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00～3501页。 ⑨李方子：《李方子后序》，《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9册，第30页上。 ⑩赵希弁：《读书附志》，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10页。 (11)关于台湾故宫藏本信息，参阅虞万里：《黑城文书〈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释》，《欧亚学刊》2005年第7辑。 (12)严文儒亦认为国图本与上图本同样是元至元二十四年刻本。严文儒：《〈通鉴纲目〉宋元版本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3)李致忠：《昌平集》卷七“元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5～416页。 (14)虞万里：《黑城文书〈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释》，《欧亚学刊》2005年总第7辑。 (15)参见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月厓书堂”条，齐鲁书社，1999年，第70页。 (16)关于刘宽裕刊本信息，可参严文儒：《〈资治通鉴纲目〉明代刻本考详》，《古籍研究》2001年第1期。 (17)参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9册，第1～49页。 (1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册附录《进书表》，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9)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卷1《序》，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页。 (20)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25《先公行状》，中华书局，1993年，第560页。 (21)朱熹：《朱子序例》，《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9册，第3页。 (22)赵希弁：《读书附志》，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110页。 (2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编年类《通鉴纲目》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2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皇朝编年举要备要序》，第465页。 (25)王应麟：《通鉴答问》卷1“周威烈王”条、卷2“屈平”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第619、638页。 (26)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1《治鉴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第509～510页。 (27)姚勉著，曹诣珍、陈伟文校点：《姚勉集》卷38《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6页。 (28)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苏一”，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233～1235页。 (29)王应麟：《玉海》卷47《艺文》“治平资治通鉴”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897页。 (30)此处借用近人张须提出“通鉴学”概念来形容这一知识体系。张氏认为除《通鉴》本身之外，“通鉴学”包含“枝属”和“后继”。前者是温公自为之书，或本与《通鉴》相辅而行，或其作意与《通鉴》相近，如《通鉴考异》《通鉴释例》等。后者又包括“继承”与“改革”。凡自搜史料，而应用《通鉴》义例，赓续成书，衍其家者，属于继承者，如《通鉴外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而自定义例，别张一军，遂成专门者，此属于改革者，如《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纲目》等。张须：《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31)岳柯：《宝真斋书法赞》卷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263页。 (32)楼钥：《楼钥集》卷二十四《讲筵论资治通鉴》，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5页。 (33)李流谦：《澹斋集》卷十八《得通鉴一纲目一发明管见各一欢忭而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第758页。 (34)刘炎：《迩言》卷十“经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第544～545页。 (35)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8页。 (36)高似孙著，左洪涛校注：《高似孙〈纬略〉校注》卷12“《通鉴》”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 (37)(38)陈孔硕：《宋温陵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后语》，《朱子全书》第11册附录二，第3500页。 (39)(40)李方子：《李方子后序》，《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9册，第29、28页。 (41)李方子：《李方子后序》，《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9册，第28～29页。 (42)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卷29《诸史》“时政”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第428～429页。 (43)罗大经：《鹤林玉露》丙集卷6“莽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第340页。 (44)王柏：《鲁斋集》卷四《续国语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45)参阅汤勤福：《义理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46)关于《纲目》对元代正统论的影响，可参阅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建美：《朱熹理学与元初的正统论》，《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7)林景熙：《霁山集》卷5《季汉正义序》，中华书局，1960年，第131页。 (48)戴表元著，陈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上册《剡源集》卷19《题王希圣续汉春秋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4页。 (49)(50)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通鉴纲目书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1～312页。 (51)葛兆光曾指出从“通鉴学”到“纲目学”的现象。葛兆光：《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 (52)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53)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鲒埼亭集外编》卷34《书朱子〈纲目〉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35页。 （原文刊于《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