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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学的形成、发展时期，我国正遭受着英、俄等帝国主义的入侵，一些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北边疆，正如王国维所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隆)嘉(庆)一变也；道(光)咸(丰)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2)道咸间学术嬗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13) 清代前期，由于我国西北边疆形势的严峻，唤醒了清朝官方和私家学者对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趣，而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觊觎和侵略，则直接刺激了西北史地研究。“大约从嘉庆中期开始，由于西北边疆经常动荡不定，西北边疆地理研究之风开始悄然而起，并很快弥漫开来，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风尚。当时首开这股学风的是祁韵士和徐松。”(14) 乾嘉时期，学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经世”的命题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如赵翼对王朝兴衰治乱的探索、俞正燮重视探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章学诚提出了“史学经世”“六经皆史”的命题等。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龚自珍在嘉庆末年开始了西北史地的研究，而“讲求现实针对性、主张制度变易、重视内政治理”正是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的主要特点。(15) 道光(1821-1850)初年，“在经历了乾嘉两朝的学术积累、嘉道之际的学风转变之后，西北史地研究终于由起而兴，由潜而显，开始形成后人所说的‘显学’局面”。当时在“京城中开始聚拢起一批研究西北、关注西北的人们，他们相为师友、切磋讨论，形成以龚自珍和徐松为中心、以西北史地为话题的师友交游群”(16)。 综观清末的“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一批遣戍新疆的知识分子从事调查、研究和著述。如洪亮吉、祁韵士、徐松、邓廷桢、林则徐等，他们虽然因罪被遣戍新疆，但由于学识广博，长期在朝廷为官，了解国家乃至国际大势，又能审时度势，发挥自己的长处和能力，在遣戍新疆期间及其后，撰写了一批供政府参考决策的咨政报告和学术著作，客观上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研究。 清代文臣遣戍新疆，与其他朝代及罪犯完全不同，他们有较大的自由度，并能得到当地长官的优待。如纪昀(晓岚)在遣戍新疆经过乌鲁木齐时，随身带有仆夫4名、犬数只，到乌鲁木齐后，也是为地方长吏执掌文牍；洪亮吉遣戍新疆，居停未及百日即奉谕召还；祁韵士被遣戍新疆伊犁后，曾奉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了《西陲总统事略》；徐松遣戍新疆后，也是在松筠的支持下，赴新疆各地实地考察，在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完成了《新疆识略》等；林则徐在遣戍新疆期间，也是赴各地调查，提出了许多有识见的建议。(17) 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与汉代的西域和辽、金、元三史的关系最为密切。 清代的新疆，相当于狭义的西域。从现有史料可知，汉武帝以后，可能从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开始，才正式使用“西域”这个词。汉代的“西域”仅仅是指中国新疆的南疆和东疆的吐鲁番和哈密，唐代时已包括了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区。清朝乾隆时，西域已被称作新疆，嘉庆时，新疆一名已经完全代替了西域。(18)因此，在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中，首先就是对《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西域传》的研究，如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祁韵士的《西域释地》等。但不可否认，他们所研究西域的范围，仅限于《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就是狭义的西域，而且主要还是基于对清代乾隆文治武功的自豪和赞扬。随着19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形势的不断恶化，如张格尔之乱、陕甘回民起义、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尤其是英、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觊觎和争夺，使西北边疆危机重重。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经世致用，在西域研究方面更加注重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之间的边界，其代表成果就是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20) 由于清代乾嘉朴学的兴盛，考据之风也渐渐漫入辽、金、元三史的研究。由于辽、金、元三朝起自北方，对辽、金、元三史的研究，也就进一步深化了西北史地之学。(21)而辽、金、元朝都属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北方民族史尤其是对蒙古族的研究，就成了西北史地学的重要内容。再加上元朝地跨欧亚，对西北史地的研究自然也会涉及元史。这正如刘禺生在谈到晚清的学术风尚时所说：“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开门面，有志于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之学……后至同、光，流风未坠，皆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22)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治学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即开始了向域外史地学和蒙元史研究的转变。如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道咸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股研究俄罗斯史地和蒙元史的风气。而徐松、张穆、沈垚、何秋涛和龚自珍等人的蒙元史研究已经为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的相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魏源则在他们的推动下完成《元史新编》，成为清代全面重修《元史》的第一人。(23) 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国“西北史地学”的兴盛，与西方“东方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在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的同时，产生了研究东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学科——“东方学”。“东方学”的出现固然是为殖民利益服务的，但其本身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此时的中国，自从清代乾隆平定西北以来，学术界中也产生了一个以研究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历史与地理为重点的分支学科，这就是“西北舆地学”或“西北史地学”。正是“随着西方列强步步入侵，大片国土一步一步地沦入他手，一些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24)。 正是由于清季以来的西北边疆危机，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俄英帝国主义在帕米尔地区的争夺，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快了在中国西北的侵略步伐，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并进一步强占伊犁，觊觎南疆，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中俄间的界务交涉日益增多。(25)面对西北边疆的危机，学术界“经世致用”，关注西北边疆、研究西北边疆，使“西北舆地之学”“遂成道光间显学”，(26)“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