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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特点就是“经世致用”，龚自珍、魏源等人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就是为了解决西北的现实问题，如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沈垚的《新疆私议》都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西北边疆的危机更加严重，出现了《元史新编》《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等著作。林则徐甚至还喊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呼声。(27)此种关注一直持续到光绪(1875-1908)年间，陈寅恪先生回忆说：“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28) 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研究西北边疆便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关心国事的一种方式。“20世纪前半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前辈开辟新径，把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考据传统与西方近现代‘东方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29)。其突出表现就是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元史的研究。 如果从“西北舆地之学”与“东方学”的关系来说，东方学的传入，进而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学术，时间上应在清末民初。而“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主要在道光年间，两者是有明显时间差的。因此说，我国“西北舆地之学”由经史之学的分支逐步过渡为现代分科之学的科学研究，明显受到了西方“东方学”的影响。反过来，我国“西北舆地之学”的兴盛为东西学术沟通与西方“东方学”的扩展提供了对话平台。而从研究领域看，西方的“东方学”与我国的“西北舆地之学”则有相当多的交叠之处。 虽然东方学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侵略而产生的，但西方学者所研究的东方主要是文本中的东方，即对各种东方文献的研究。东方学及其有关的学科能够在19世纪大放异彩，也是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当时西方学术的主流，对各种新发现的东方文献比较研究和解读，恰好符合当时世界学术的新潮流。 比较语言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的主流。我国的许多学者如陈寅恪、韩儒林、于道泉、季羡林、耿世民等，都懂得多种语言及专门学问，并且能自由运用。 伴随着欧洲东方学的兴盛，我国的一些学者赴欧游学，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进并确立了审音勘同也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其后，比较利用汉文史料与阿尔泰语系诸史料研究西北边疆史地、蒙元历史渐成风气，如冯承钧、陈寅恪、岑仲勉、张星烺、方庄猷、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王静如、冯家昇等等，在考释古文献和审音勘同方面贡献良多。他们大都掌握了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同时借鉴国外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订。可以说，历史比较语言法的引入，大大拓宽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30) 例如陈寅恪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善于把握学术新潮流，不论是西北史地研究，还是蒙藏绝学探讨，都能够站在学术前沿。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就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研究西北史地和民族问题。如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中曰：“昔年德意志人于龟兹之西，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柏林大学路得施教授(Prof.Henrich Liiders)检之，见其中有《大庄严论》残本。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故亦夙闻其事。”(31)1932年也曾说：“吾国人治其学(西夏语)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经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32)其关于西夏文的解读、“敦煌学”的提出，都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 由于西北史地研究涉及许多蒙元史的问题，因此，“西北舆地之学”的一个特点是与蒙元史的研究“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33)，相互推动。自从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以来，蒙古史研究日益受到我国学者重视。但由于不能通解多种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译名，因而往往产生疏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转入专题研究和对音勘同方法的利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王国维和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就是这个新阶段的开拓者。如陈费恪首先应用了西方汉学家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方法，在1930-1931年陆续发表了4篇论文，对《蒙古源流》一书做了多方面的研究。(34) 另如韩儒林先生对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就是一个显著的个案，如果我们将韩儒林先生的论著目录列出来，就能看到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的紧密结合。韩儒林先生1982年3月在自选集《穹庐集》自序中说：“20年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有几位师长常常指导我去读一些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我渐渐从他们的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我就进一步注意这方面的中外著作，逐步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看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因此，我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据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韩儒林文集》(35)所附《韩儒林先生年谱》载：1919年(16岁)考入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3年中主要学习法文；192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在陈垣、陈寅恪的指导下，阅读外国东方学著作，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有了浓厚兴趣；1933年(30岁)8月，启程经法国至比利时，入鲁文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方法，与教士丁谷鸣(Vinent de Paul Martin)等互教中文与法文、拉丁文等；1934年秋，转学至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汉学权威伯希和(P.Pelliot)学金帐汗国史及中亚文字，同学中有邵循正、陆侃如诸君；同时，又习土耳其文于东方语文学校，同学中有于道泉君；1935年春，转学至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文；1936年夏，离柏林回国。 由此可知，韩儒林先生从伯希和攻读蒙古史、中亚史，研习波斯文和蒙、藏、突厥等语言文字，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留学欧洲的3年，正是韩儒林“融通西方史家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史方法的学术关键时期”，他所说的“审音勘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当时欧洲大陆人文科学领域兴起的历史语言比较研究模式，以此方法进行研究的诸多学问被国内学者称之为‘不中不西之学’”(36)。 历史比较语言学正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新潮流，而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先生“皆曾留学欧美，熟谙现代西方语文及蒙古文与波斯文，具有研究元史所必需的语文修养。在学风上，一方面继承钱大昕、洪钧以来蒙元史传统，另一方面皆为伯希和的弟子，而伯希和正是以渊博的语文知识和绵密的考证方法蜚声于世的法国东方学大师”(37)。韩儒林先生“在蒙元史方面的许多考证成果，主要是直接用波斯、阿拉伯史料原文与汉文、蒙文史料相互比勘校订，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辨析，使数十年来元史学者聚讼不决的一些难题得到解决，订正了中外史料以及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谬误”(38)。 前已述及，东方学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群，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即根据需要对被占领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探讨。虽然西方一些有地位、有声望的学者加入到东方学的研究行列，但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东方学还未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范式，没有本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范围，正因如此，东方学就“容易受到西方时髦的、风行一时的理论思潮的影响。比如，东方学就曾受到帝国主义、实证主义、乌托邦主义、历史主义、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斯宾格勒主义等理论的影响”(39)。 东方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学科，其最初的研究地域是埃及和印度，后来不断扩大，逐渐包含了亚洲、北非；涉及的文字也很多，可以说包含了东方所有的文字，如印度的各种方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钵罗钵语(Pehlevi)、亚述语、巴比伦语、蒙古语、汉语、缅甸语、美索不达米亚语、爪哇语等；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包含了所有的领域，即从文献的编译到钱币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包括从古到今任何已知的亚洲文明和北非文明。(40)由此可见，东方学是一个包含范围很广，没有系统、没有体系，缺乏理论建构的学科，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改名为亚洲北非研究人文科学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41) 与东方学相类的“西北史地学”，也是一个包含范围很广，没有系统、没有体系，缺乏理论建构的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