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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窟寺摩崖造像主要分布于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和川渝地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川渝地区现存石窟寺及石刻8032处，占全国总数（24422处）的32.89%，其中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75个石窟石刻分布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51处。川渝地区的石窟寺摩崖造像按时代与造像特征可以分为川北、川西与川东三大区域，其造像艺术是在中原北方的影响下产生的。川北地区的广元、巴中等地是经金牛道、米仓道自北方入蜀必经之地，受到北方石窟造像艺术影响较早，因而以广元、巴中及其周围的通江、阆中、旺苍、苍溪等地为代表的川北地区石窟开凿时间较早。这一地区石窟造像艺术特色与中原北方相似，但已具备川渝石窟的一些特征。川西地区是指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盆地周围地带，包括绵阳、梓潼、乐山、仁寿、内江、资中等地。这一区域位于四川盆地腹地，造像多开凿于隋末唐初，盛唐造像较为集中，并有一批中晚唐至五代造像。川西地区造像已从北方石窟造像范式中挣脱，地方特色明显。川东地区是指以安岳、大足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这一区域石窟造像多开凿于中晚唐至两宋时期，是中原北方地区石窟造像艺术衰落后，中国石窟造像最为繁盛的区域。 川渝两地是我国晚期石窟寺及摩崖造像遗存数量最多的地区，具有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多大佛、多密宗造像、多宋代精品等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川渝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是我国晚期石窟寺的代表，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存在的主要问题 病害类型多样，病害问题突出。川渝石窟主要是砂岩质地，结构较松散，区域气候高温潮湿多雨等特定因素致使该地区的石窟造像病害类型复杂多样，危岩、表层劣化、生物侵蚀、渗水、零散石窟安防等问题既是川渝石窟共性病害也是其保护存在的重大难题。由于自然、历史、社会与经济等原因，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在新疆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的石窟寺开展了大量保护工作，成果显著，而川渝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相对滞后，基础研究严重不足，石窟损坏较严重。对川渝石窟中的35处国保单位进行调查显示，存在较严重安全隐患的有18处，水害较严重的有20处，而表层劣化、生物侵蚀等病害则普遍存在于每处石窟。另外，由于川渝石窟数量多、分布广，大多零散分布于远离城乡的野外，保护范围大、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盗窃等人为破坏现象频发，亟需有效治理。 缺乏统筹规划。作为地质环境基本相同、病害基本共性、造像内容及艺术特征关联性高的区域石窟群，川渝石窟还没有进行过系统保护。以往常限于对某一点的某一问题进行突击性解决，或是局部修建保护性设施，而针对表层劣化、渗水、生物侵蚀等疑难病害的研究与保护修复没有深入系统进行，有效解决重大难题的关键技术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石窟研究方面，对石窟艺术风格特点、各类造像的源流与题材发展演变及传播路线、窟前遗址考古发掘等工作没有全面开展。在展示利用方面，没有总体展示规划，分散的石窟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没有形成统一的石窟文化特色旅游线路与石窟展示廊道，大型石窟或区域石窟缺乏展示空间与向外传播途径，整个川渝石窟的文化内涵、艺术特色与价值定位以及与北方石窟之间的关系等未能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公众展示和阐释。 保护经费严重短缺，保存环境恶劣。此次调查的35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分布在四川省的12个州市26个区县和重庆市的4个区县，大部分分布于“三区”（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各级政府投入文物保护的经费较少。“十二五”期间，川渝两地从中央财政获得的石窟石刻保护专项资金仅2.97亿元，重庆与四川两省市财政下拨的石窟石刻保护专项经费仅有0.35亿元，存在巨大缺口。大量石窟不能及时进行日常维护和预防性保护，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害根源，只能进行一些简易的抢救性维修或临时支护。部分石窟寺还处于“原生态”，保存环境恶劣，受到人为干扰和人为破坏较严重，尤以第六、第七批国保单位最为突出。 基层管理能力与人才缺乏。人力不足、日常管理与运行经费匮乏、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偏低等问题是川渝地区石窟寺基层文物管理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川渝两地拥有石窟寺石刻勘察设计甲级资质单位2家、一级施工单位2家、甲级资质监理单位2家。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考试认定具有石窟寺石刻保护从业资格的人员共33人，其中责任工程师16人、责任设计师17人。这些人员主要集中在省市考古研究院和几家较大的施工单位，基层单位中除大足、乐山两家单位配备了石窟寺保护研究专业人员外，其他区县基本没有相关专业人员，没有设置专业保护机构，基层引进保护管理人才也非常困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匮乏加上基层单位保护管理能力严重不足，使得许多日常维护保养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一些文物病害积聚加重。 对策与建议 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筹划。由于川渝地区石窟数量多、分布广、病害类型复杂，且有自己独特的工程地质条件，难以照搬已有的保护方法。在实施保护利用时应以实际需求和主要问题为导向，加强筹划，系统把握有限目标，把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重点领域作为切入点，科学分析川渝石窟的病害现状与成因，根据病害危害程度与客观需求，遵照病害轻重缓急、分步推进的原则，优先解决危岩、盗窃等直接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系统开展表层劣化、渗水、生物侵蚀等共性疑难病害的研究与保护技术攻关，力争在治理这些病害的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川渝石窟的展示利用应根据其时代、分布、特点、价值和影响，合理规划展示路线，逐步构建西南石窟艺术展示廊道，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利用体系。一方面选择一些价值高、造像艺术特色突出、利用状况较差的石窟寺，通过建立石窟保护利用示范基地、打造特色旅游路线（如以川渝地区大佛、观音造像、佛道儒三教合一、水陆道场等题材为主线打造石窟文化旅游路线）等方式，挖掘其文化内涵，突出其艺术特色，并集合多种展示手段，丰富公共文化旅游内容，使文物资源与生态资源和产业资源相互依托，有效地把历史文物资源和研究成果转化为展示性、操作性强的文化旅游项目。另一方面，建立大型的区域性石窟寺博物馆，收集石窟寺的历史图文资料、可移动文物及重大维修工程技术资料、实物和图片，以实物展示方式全面阐释川渝石窟发生、衍变过程及相关文物；利用数字博物馆、互联网+等平台展示川渝石窟的艺术特征、文化内涵及代表石窟的模型，向大众推广展示川渝石窟，有效发挥石窟文物资源在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让保护利用成果惠及民生。 加强创新。一是管理创新，文物保护是多学科多技术相互渗透融合的交叉学科，这一显著特点决定了文物保护科技方向类型多、技术集成性突出，对“联合科研”的需求较强。由于川渝石窟病害类型多样、主要病害突出、病害成因复杂，许多问题需要多方开展合作与联合攻关。为了更加有效、系统、深入地开展川渝石窟保护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确保其关键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破进展，必须加强管理与组织结构创新，比如成立“专项工作组”“专家咨询组”等组织机构，制定《川渝石窟保护利用专项管理办法》《川渝石窟保护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对川渝石窟保护利用工程与课题管理作出相应的规定与技术要求，创建符合区域特点的工程规范、技术准则与工程管理办法，为全国石窟寺保护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二是保护利用方式创新。要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通过构建石窟艺术展廊、建立区域性大型实体博物馆、三维数字网络虚拟展示博物馆、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传播等多种方式，探索保用结合、以用促保、文化资源多元化经营的新模式；通过挖掘、提炼川渝石窟价值内涵，选择体现时代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石窟文化内容，开发一批具有历史教育、造像艺术欣赏、中华传统美德的数字产品及相关衍生品，不断激发新的闪光点，为当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作出新贡献。 注重科研、人才培养与工程相结合。针对川渝地区高温潮湿环境下石窟造像表层劣化、渗水、生物侵蚀、彩绘酥粉起翘脱落等疑难病害，开展一系列课题研究。课题设置应与保护工程相结合，研究成果要为工程提供科学支撑，而施工中的技术难题又促进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技术创新，真正实现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有效改善文物保护科研与工程实际脱节的问题，使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并重、专题研究与综合保护工程相结合。 应将用人、育人与保护工程结合起来，发挥文物实践工作的综合效益。比如依托一些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开设石窟研究与保护培训班，采取短期与长期结合的方式，在工程实施中从考古、文物保护、工程管理、技术运用、实践操作与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等多方面开班设课，分层次、多方面对基层文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有效提升川渝地区文博单位人员业务素质能力，优化人才结构，以满足川渝石窟日常保护管理需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