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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西夏陵区已发现的十座帝陵进行了系统考述，对争议较大的六号陵做重点考证，从方位排序、出土文物、残碑内容、考古材料等四个方面考证出六号陵陵主为崇宗乾顺，并对其他各陵陵主也进行了相应的排序定位。 关键词：西夏陵 六号陵 崇宗乾顺 一、引言 新读了孙昌盛先生发表在《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上的文章《西夏六号陵陵主考》颇受启发，首先对作者大胆的探索精神表示敬佩，也同意其部分观点。坦言之，这些年来已经很少能看到这种有深度的文章了。这对我们拓展学术研究思路大有裨益。笔者赞赏作者的探索精神，但对作者的研究结果，不甚赞同，仍觉商榷之处颇多。 综观西夏陵陵主归属之争，特别是六号陵陵主的考证，可谓旷日持久，从20世纪70年代迄今已逾30余载，学者们各述己见，各有所据，至今难有确切结论。 西夏陵位于银川市西部贺兰山东麓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4.5公里的坡形地带。 陵园自南向北排列，共建有10座帝陵，①[1]200多座陪葬墓。尽管30多年前，李范文先生就已经考证出七号陵为仁宗嵬名仁孝的寿陵，[2]但对其他陵主的认定，目前仍存颇多争议，并无多大进展。可以说这是西夏学术界历时最久，争议最大，研究最不充分的学术课题。归纳目前已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对西夏陵陵主的归属约有五种推论。 1.西夏陵有帝陵形制的坟墓9座，分两行，从南向北排列。已知七号陵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六号陵为第八代皇帝神宗遵顼。除末主为成吉思汗所杀无陵外，其余都有。由此推断：一号陵为景宗元昊，二号陵为毅宗谅祚，三号陵为惠宗秉常，四号陵为襄宗安全，五号陵为崇宗乾顺，六号陵为神宗遵顼，七号陵为仁宗仁孝，八号陵为桓宗纯祐，九号陵为献宗德旺。[2] 2.西夏陵陵主的归属依“五音姓利”中的角姓贯鱼葬法得出，由南向北排列，依次为：一号陵李继迁的裕陵，二号陵李德明的嘉陵，三号陵嵬名元昊的泰陵，四号陵嵬名谅祚的安陵，五号陵嵬名秉常的献陵，六号陵嵬名乾顺的显陵，七号陵嵬名仁孝的寿陵，八号陵嵬名纯祐的庄陵，九号陵嵬名安全的康陵，后三帝嵬名遵顼，嵬名德旺和末帝睍未及修陵。② 3.西夏皇姓“嵬名”葬法与宋陵不同。西夏皇陵无后陵，亦无下宫等附带建筑。绝大多数的后陵可能与帝陵同穴。帝陵由南向北依时代先后排列，从平面上看，一组为“平原起冢”，另一组为“依山起冢”，各自成行，即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陵为第一行，四号、六号、八号陵为第二行，第一行比第二行时代早。结论是：一号陵为裕陵，二号陵为嘉陵，三号陵为泰陵，五号陵为安陵，七号陵为寿陵，九号陵为庄陵，四号陵为康陵，六号陵陵主为神宗遵顼，八号陵陵主为献宗德旺。其中所缺的献陵和显陵，可能在未调查前，即60年代某单位在西夏陵区建设工程中被“平掉”。[3] 4.西夏陵的排序并非按“五音姓利”而是由南向北依时代顺序自然排列，共建有10座帝陵，即：一号陵太祖李继迁的裕陵，二号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三号陵景宗嵬名元昊的泰陵，四号陵毅宗嵬名谅祚的安陵，五号陵惠宗嵬名秉常的献陵，六号陵崇宗嵬名乾顺的显陵，七号陵仁宗嵬名仁孝的寿陵，八号陵桓宗嵬名纯祐的庄陵，九号陵襄宗嵬名安全的康陵，十号陵即161号墓，应为神宗嵬名遵顼和献宗嵬名德旺的合葬陵，末帝睍被蒙古主执杀，未及建陵。③ 5.西夏陵择地没有以“五音姓利”而是以阴阳五行定位，西夏陵的排列没有次序规律，即：一号陵为顼宗(注：西夏帝王庙号中没有顼宗，此处乃作者误记，应正之为襄宗)嵬名安全之康陵，二号陵为桓宗嵬名纯祐之庄陵，三号陵为景宗嵬名元昊之泰陵，四号陵为太祖李继迁之裕陵，五号陵为惠宗嵬名秉常之献陵，六号陵为太宗李德明之嘉陵，七号陵为仁宗嵬名仁孝之寿陵，八号陵为毅宗嵬名谅祚之安陵，九号陵为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4] 以上诸议，各有所据，笔者不避浅陋，结合近几年本人的研究成果，从西夏陵的修建时间，西夏陵的选址及首陵尊位的确认，西夏陵的断代排序诸方面入手，结合西夏陵残碑考证，以确定西夏陵诸陵主的尊位。 二、西夏陵建陵时间考 西夏陵园建于何时？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史书记载不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西夏陵最早的入葬者是西夏太祖李继迁，只要确定了李继迁的建陵时间，也就确定了西夏陵园的修建时间。《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载：(继迁)“景德元年(1004)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祥符五年(1012)，德明追上继迁尊号曰‘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庙号武宗’。元昊追谥曰‘神武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顺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于柩前，时年二十三。” 上述记载表明，继迁卒于1004年正月，其葬期也应是1004年，葬于何处没有明确记载，只知墓号为裕陵。又据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载：“景德元年(1004)春正月，保吉(继迁)卒。……秋七月葬保吉于贺兰山下，在山西南麓。宝元中(1039)，元昊称帝，号为裕陵。”从这条史料看，继迁应该是1004年秋七月葬于贺兰山下，西夏陵园的修建也应始于这一年。但仔细分析，却与历史事实不符。西夏陵园位于贺兰山东南麓，位在西夏兴州境内，西夏陵园的建设只能是在西夏营建兴州之后，而兴州的营建始于天禧四年(1020)，是德明在原怀远镇的基础上营建的，取名兴州。这要比继迁修墓下葬的时间晚16年，因此，不可能是1004年修的陵。那么是否是德明在营建兴州‘期间为继迁修的陵呢？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所见的继迁陵是由元昊追封的，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其谥号并不是德明追封的“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庙号也不是“武宗”，这就是说德明并没有在兴州为其父继迁修陵。那么在兴州(贺兰山下)为继迁修陵的只能是元昊了。 元昊在宋明道元年(1032)十月，德明病故后嗣位。同年元昊要为德明修陵，那么，继迁陵是否有可能修于此时，即与德明陵同修同葬呢？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载：“明道元年(1032)……冬十月，夏王赵德明卒，年五十一。……葬于嘉陵，在贺兰山下，元昊称帝后追号”。这段文字是根据《宋史·夏国传》撰写的，根据文字理解，德明卒后，直接葬于贺兰山下的嘉陵，元昊称帝后追了号，而同时追号的还有其祖父继迁。看来德明1032年葬于贺兰山是没多大问题了，其祖父继迁也同时修陵重葬。可是当我们将这段文字与《宋史·夏国传》原文献对照时就会发现，其实两段文字表述内容完全相佐，根本不是一回事。《宋史·夏国传》原文为：(天圣)“九年十月，德明卒，时年五十一，追谥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这段文字写得很清楚，德明的帝号、庙号、墓号均为“追谥”，并不是德明卒年的谥号。同时追谥的还有德明的妻子、元昊的生母卫慕氏惠慈敦爱皇后。而1032年卫慕氏尚健在，她是在1034年被其子元昊所鸩杀，[5](P705)此时元昊不可能为其活着的母亲追谥；而德明卒年，史载不一。《宋史·夏国传》云“天圣九年十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云“明道元年十月”。此处《宋史》有误，因为同书又载，德明景德元年继位，年二十三，卒时五十一。依此推算，德明卒年应以明道元年(1032)为是。也就是说，如果1032年元昊在贺兰山为德明修了陵的话，绝不会等到6年后(即1038年)才为其追谥封号，这于情于理都解释不通。由此，我们可以断定，1032年为德明修的墓不是嘉陵，换句话说，该墓不在贺兰山。既然德明墓不在贺兰山下，那么它去了哪里？前述的1004年为继迁修的墓又在哪里？难道在贺兰山之外，还另有继迁和德明的墓葬？经查史料，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继迁和德明都曾被宋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绥银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德明还被封为“西平王”。夏绥银等州一直是党项人的根据地，据《横山县志》卷二载：“西夏李继迁祖墓在县麒麟沟山巅，西夏李德明墓在县北纳令河西王埋墓湾，大塚二。”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横山县的两处大塚，一为继迁墓，一为德明墓。至此，我们已找到了1004年为继迁修的墓，麒麟沟之墓，也同时找到了1032年为德明修的墓，即王埋墓湾之墓。 最后留存的西夏陵的断代问题，就简单了许多。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举行了立国称帝大典，接受了百官奉册。《西夏书事》卷十二载“谥祖保吉曰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妣野利氏曰顺成懿孝皇后，父德明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同时追谥祖陵为裕陵，宗陵为嘉陵，而位于贺兰山东麓最南端的两处形制一样的大陵(规制相同，形制均为九级浮屠)以其自身的客观存在证明了，其就是史书记载的裕嘉二陵。即西夏陵园的祖宗二陵。由此证明裕嘉二陵修建的时间当在1038年无疑。西夏陵园即建于这一时期。 三、西夏陵的选址及起始尊位考 西夏陵园位于贺兰山东麓的南端，其起始尊位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位于最南端的裕嘉二陵。这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最近却有学者提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见解，即西夏陵的择地“以阴阳五行定位，西夏陵的排列没有次序规律”[4]。从而使这一问题复杂化。如此以来，已被学界接受的西夏陵自南向北排列的序位也就被完全打破了。孰是孰非，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证。 1.西夏建都前后的去宋化背景 元昊是在定都兴庆，弃宋自立，坚持蕃化的背景下建立的大夏国。因此，一切皆与宋制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载袭位伊始，元昊就去掉了唐宋所赐李、赵姓氏，改姓嵬名，自号吾祖。第二年，即夏显道二年(1033)，元昊又下秃发令(《西夏书事》卷十一)。升兴州为兴庆府，定为首都。紧接着大兴土木，修建具有党项风格的宫城殿宇，定制具有党项特色的衣冠服饰，就连朝仪、礼乐也要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认为唐宋礼乐是缛节繁音“不足法”，于是，改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施于国中。夏大庆元年(1036)元昊又亲自主持，命野利仁荣创制了纪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使西夏文化自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夏大庆二年(1037)，元昊积极谋求脱离对宋的臣属关系。野利仁荣为其讲述立国大势说：“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争，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西夏书事》卷十六)元昊欣然接受。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在兴庆府南部筑坛受封，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夏”，进而大封百官，以野利仁荣、嵬名守全等为中书、枢密、侍中等官，专主谋议；以野利旺荣、野利遇乞等分驻十二监军驻地，主管兵马；以杨守素、钟鼎臣等为官计，受纳诸司职官。然后授意百官奉册为其祖父继迁上谥号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妣野利氏曰顺成懿孝皇后；父德明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由此拉开了西夏陵园建设的序幕。 2.西夏陵选址排斥了中原葬俗 西夏陵选址关乎西夏王朝皇嗣龙脉的传承延续，它与西夏定都兴庆府密不可分，而与中原葬俗的“五音姓利”和“阴阳五行”毫不相干。这是因为西夏陵园由元昊主持修建，元昊是西夏的开国皇帝，也是陵园修建的策划者和实践者。在元昊执政期间，西夏始终倡导的是去宋倡蕃的文化自立政策。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夏陵的葬俗葬制也必然受其影响，具有典型的反传统性，并深深打上了元昊时期的烙印。因此，西夏陵的选址及陵主排序均不可能依宋制而行，其择地选穴亦断无可能按所谓的“五音姓利”和“阴阳五行”的葬俗施行。 孙昌盛先生否定了西夏陵不是以“五音姓利”中的角姓择地，但又称“西夏皇姓嵬名氏虽然不见于五音之中，但从五行定位的角度来看，西夏陵的择地当属西方金位，五音为商，所选葬地宜西北高，东南低垂”。这种说法，前后矛盾，立论难以成立。笔者以为，其实孙先生所说的“阴阳五行”择地方法，其本质就是“五音姓利”的择地方法，二者原本是一回事，即同一方法的两个方面。宋陵葬制信奉“五音姓利”说，将人的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于阴阳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对应，而宋帝姓赵，属角音，与木行对应，木主东方，阳气在东。因此，吉地选在东南仰高，西北低垂的地域，而西夏陵却偏偏选在了西北仰高，东南低垂的贺兰山下，吉地选择正好相反，这说明西夏陵并未采用宋代赵氏“五音姓利”的角音选址。它与“五音”的角姓、商姓毫无关系，也与阴阳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挨不上。以“阴阳五行”择位实际上只是一个错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3.西夏陵的选址缘起于佛教信仰，定位于山形地势 元昊所处时代佛教盛行，净土信仰(以供养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主尊，希望死后，三圣能迎来超度，将其接至西方净土)风靡西夏全境。在敦煌早期西夏石窟壁画中，如莫高窟、文殊山万佛洞、五个庙石窟都出现了大量的《西方净土变》内容。在俄藏黑水城出土唐卡中，除绘有大量《西方净土变》外，更绘有数量可观的《阿弥陀佛来迎图》。元昊立国后，为其祖宗追谥封号，并选址贺兰山，以佛教九级浮屠规模修了大塚两座。将其祖宗葬于贺兰山东南谷。贺兰山位于西夏首府兴庆府的最西头，是西夏人眼中的西方神山，这里坡高地阔，视野开阔，近可视银川平原，远可望黄河波涛，是建陵最理想的西方净土。西夏陵是西夏人的精神象征。在这块净土上，既有贺兰山遮风挡雨，又有先祖皇嗣关怀护佑，更有佛祖的护持关照；而继迁、德明、元昊祖孙三代，又均是虔诚的佛教徒。西夏人相信将祖陵修建于贺兰山一定会国泰民安、子嗣繁衍、大夏永续延年。西夏陵选址于贺兰山是西夏佛教信仰的必然结果，亦可视为元昊“西方净土”情结的表现。 对照西夏陵所在的地形图，双陵位于三关口的关隘之首。这是兴庆府往西出关的唯一通道。所有出入关隘的人进出关口都能看到雄伟高耸的西夏陵双塔，这种佛教浮屠，对虔诚信佛的大夏子民来说，无异于镇山护关的神灵，既满足了西夏人朝谒祭拜的需要，又是一处提振西夏人的民族精神，聚合全民向心力，寄托民族情感的精神支柱。西夏立国之初，需要这种精神依托。毋庸置疑，西夏陵这种标新立异，独出心裁且与中原王朝绝然不同的陵园风格，彰显了西夏文化独有的民族特色。因三关口(古之赤木关)是途经贺兰山抵达兴庆府的必经之路和惟一通道，那么西夏陵选址于此，便成必然。而位于陵园最南端的一号、二号陵，因最早修建，无疑便是裕嘉二陵了，毫无悬念，此二陵自是陵园的起始尊位。以此为起点，陵墓排序自然是由南向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