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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夏陵陵主考 1.一、二号陵陵主考 西夏陵区一、二号陵位于贺兰山东麓西夏陵区的最南端。陵塔以9级浮屠，二位一体的形制，高耸挺立，格外引人注目。长期以来，人们对其陵主身份多有揣测，认为是太祖继迁和太宗德明的可能性较大，但并未有进一步的考证定论。而近期孙昌盛先生发表的文章却认为：“一号、二号陵为李继迁和李德明之陵墓仅仅是根据其地理位置位于最南端，并无直接或间接证据。”[4]笔者以为，其实恰恰是地理位置位于最南端才构成了其不可替代的最有地标意义的方位证据。为此，笔者从双陵独有的方位特征、形制特征和标志特征三个方面入手，结合残碑文献相应证据对其展开论证，从而确定其归属。 首先，我们选择有出土文物的三个帝陵：三号陵、六号陵、七号陵，对其具有共性特征的文物——龙饰图案，进行比较研究，对其时代特征进行剥离鉴别，从而确定各陵的时代排序。 根据李范文先生所考，七号陵为仁宗嵬名仁孝之寿陵。我们注意到残碑边缘龙饰的造型是4爪龙。[6](P84-91)这些龙饰造型均属西夏晚期龙饰形态，而三号陵出土碑缘龙饰的造型却属3爪龙。[7](P18)这是典型的西夏早期龙饰形态，六号陵边缘纹饰未发现龙饰，但在出土的三件建筑构件——雕龙栏柱的龙饰中，却均为3爪龙形态。[8](P230)这就证明了三号陵、六号陵的建造年代，均应早于七号陵。其陵主必然是仁宗仁孝以前的帝王。 其次，根据三号陵献殿遗址考证：三号陵献殿外檐有18个柱坑，均未使用柱础，而是直接将立柱置于夯土坑之上；[9](P268)而内檐柱的12个柱坑也仅有3个使用了毛坯柱石，其余，亦如前所述，均将立柱置于夯土坑之上。而六号陵遗址却出土了具有装饰性的石雕莲花座柱础。[10]这说明建造三号陵时，尚未使用造型柱础承重，其承重立柱是直接立于夯土之上的，也进一步说明了三号陵是西夏早期建筑，其建造年代要早于六号陵，当然，更要早于七号陵。经此梳理，三个陵的排序脉络已经清晰，即：三号陵……六号陵……七号陵。推而广之，西夏陵的最南端即一、二号陵更应早于三号、六号、七号陵。当属西夏陵的首陵方位。由此，确定了西夏陵的建陵方向是由南向北排列，即南边的陵要早于北边的陵，此证据一也。其二，通观一、二号陵二位一体，形影不离的布局形式，是整个陵区独一无二的“双塔”形制。两塔同样的高度，同样的规模，同样的形制，同样的方位，都寓示了一个事实，即双陵是同一时期建造，陵园中同期建造的陵墓，只有裕、嘉二陵；而双陵独具特征的9级浮屠，又进一步表明，两陵均享受陵园内最高品级的尊位；而这种至高无上的尊位也只有太祖李继迁和太宗李德明才有资格享用，此证据二也。其三，六号陵出土西夏文残碑M8E2：17有“东南谷”之名，根据李范文先生翻译的《音同》序文，亦有“东南谷关上皇座嵬名德明……”之语。何为“东南谷”，“谷”者，山谷也，此处当指贺兰山之谷，“东南谷”即为贺兰山东麓的南端，正好是西夏裕、嘉二陵的方位。“东南谷关上皇座嵬名德明……”即指位于贺兰山东南谷关最南端的嵬名德明、(嵬名继迁)之皇陵。其中，东南谷关是指西夏时期设置于贺兰山东麓之南端的一个重要关隘，经与贺兰山地势图比较，即今之三关口，据《嘉靖宁夏新志》载：三关口又称赤木关，系贺兰山最大关隘，内设三道关口，明初始筑，嘉靖十九年(1540)重修。[11](P184)“关上”者，关首也，此处指东南谷关的上首位置，即东南谷关最南端的裕、嘉二陵。“皇座”是代词，特指“嵬名德明、(嵬名继迁)之皇陵……”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最为直接的证据：贺兰山东南谷关首，即今之三关口头道关之关首，葬有嵬名德明、(嵬名继迁)的帝陵，这就完全证实了西夏陵之一、二号陵就是裕、嘉二陵。其陵主是太祖李继迁、太宗李德明。排序是从关首的一、二号陵开始，自南向北排列的事实，此证据三也。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考证，西夏一、二号陵陵主身份已很明确，一号陵就是西夏太祖嵬名继迁之裕陵；二号陵就是西夏太宗嵬名德明之嘉陵。西夏祖宗二陵选穴于贺兰山东麓最南端，表明他们是最早进入陵区的帝陵。 2.三号陵陵主考 三号陵位于一、二号陵的北边，基本上处于西夏陵区的中部。已知一、二号陵陵主为太祖继迁与太宗德明，又知六号陵、七号陵的建陵时间均晚于三号陵，那么三号陵陵主只能是晚于二号陵而早于六号陵的某位帝王，即景宗嵬名元昊，毅宗嵬名谅祚或惠宗嵬名秉常中的一位。这一范围的可靠性也从三号陵碑塔出土的钱币考证中得到了验证。三号陵两碑塔共出土钱币57枚，除汉“五铢”和唐“开元通宝”外，最早的宋钱为“祥符元宝”(1008)铸，最晚的宋钱为“政和通宝”(1111)铸，[12](P190-222)钱币流通年代当在太宗德明早期至崇宗乾顺早期，其陵主身份只能是景宗嵬名元昊，毅宗嵬名谅祚，惠宗嵬名秉常三人中的一位。那么究竟是哪一位？ 根据西夏陵墓总分布图，已知陵区由南向北排列，三号陵正好排序第三，当属景宗嵬名元昊的序位，学术界也持一致看法，认定其为元昊的泰陵，这就从陵墓的排序上排除了毅宗嵬名谅祚或惠宗嵬名秉常为三号陵陵主的可能性。 元昊是西夏王朝的奠基人，是开国立业的一代伟君，具有无量功德。因此，其陵园的形制，规模均应表现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尊特征。其唯一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三号陵雄居陵区中央，区位显赫，虽排序第三，但却占据了整个陵园的中心地带，这种唯我独尊、傲视群陵的王者霸气，非元昊莫属。 (2)三号陵规模宏大，茔域面积15万平方米，超过所有帝陵，彰显了其不可逾越的尊位。 (3)三号陵的建筑形制从宏观的创意布局，到具体的设计定位，无一不标新立异，无一不自成体系，如张牙舞爪的群龙，异域风格的摩羯，兽面人身的碑座，双面番文的卧碑，龙首鱼尾的鸱吻，以及月城、神门、角厥、碑塔、陵塔，均是党项民族文化自立的大手笔。 (4)三号陵献殿的形制，采用了“天方地圆”的设计理念，[6](P83-84)不但是中国古建史上的“首创”，而且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建筑理念，堪称“空前绝后”的神来之笔。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大创意，亦非元昊莫属。 (5)三号陵出土了数以百计的“迦陵嫔伽”艺术造像。[9]这是其他帝陵所没有的。“迦陵嫔伽”又名“妙音鸟”，是佛界护法的乐神与歌神。三号陵陵主以己为佛，自认为功德圆满，要享受与佛同等的尊贵与礼遇。这种特殊的建筑造型体系，符合元昊一生笃信佛教又妄自尊大的性格特征。 (6)三号陵碑塔造型规模宏大，所立石碑，横卧于碑座，首开中国卧碑之先河，[6](P83-84)碑面所刻均为西夏文，而无一汉字，“是中国最早的西夏文遗存”(牛达生先生语)。充分彰显了元昊时期排宋兴蕃，强势蕃化的时代特征。 综上所述，三号陵在方位排序上，在规模形制上，在造型创意上，均排除了其他帝陵的可能，而彰显了嵬名元昊的陵主特色，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认定，三号陵陵主就是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嵬名元昊。 3.四号陵陵主考 四号陵位于贺兰山之东麓一、二号陵之北，三号陵之西。已知一、二、三号陵的陵主分别为太祖李继迁、太宗李德明与景宗嵬名元昊，又知六、七号陵的建陵时间晚于三号陵，那么，四号陵的陵主只能是晚于三号陵而早于六号陵的二位帝王中的一位，即毅宗嵬名谅祚或惠宗嵬名秉常。 根据西夏陵陵墓总分布图，四号陵位居三号陵之西侧，五号陵位居三号陵之北侧，按时代先后排序，四号陵陵主只能是毅宗嵬名谅祚。 《宋史·夏国传》卷一一二载：“谅祚一岁继位，二十一岁卒，在位二十年”。其亲政时间只有数年，正遇国家多事之秋，尚未建功立业，即半道崩殂，可谓英年早逝。因此，谅祚陵应体现出品级尊位最低，没有陪葬墓和少有陪葬墓的特征。笔者以为这是判断四号陵是否为谅祚陵的两个关键依据。 (1)为何没有陪葬墓。笔者认为这和谅祚身世有关。《梦溪笔谈》卷二五载谅祚生母没藏氏原为元昊大臣野利遇乞之妻，元昊不慎中宋朝反间计误杀野利兄弟后，寻到没藏氏，迎养宫中，后又与之私通。元昊出猎亦载没藏氏从行。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猎于两岔河，生谅祚。没藏氏因生子立为皇后，其兄没藏讹庞于三月封为国相。次年，即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元昊被其子宁令哥所杀。谅祚年仅周岁继位，其母没藏氏立为皇太后，大权落入没藏兄妹之手。为独揽大权，国相讹庞设计怂恿旧臣李守贵于福圣承道四年(1056)杀了没藏太后，随之将女儿嫁给年仅9岁的小皇帝谅祚为后，讹庞野心日益膨胀，与其子密谋篡逆自立。谅祚深感自危，遂于奲都五年(1061)四月，率先下手，诛杀没藏讹庞父子亲政。并废没藏氏娶讹庞子妇梁氏，立为后。按理，谅祚卒后为其陪葬者应有其父族，即嵬名家族成员，母族，即没藏家族成员，以及朝廷重臣。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事实上嵬名家族成员死后，并未随其陪葬，而是全部葬在了元昊陵。因为元昊是西夏的开国皇帝，文功武治，一世英名，能陪伴于元昊左右是嵬名家族成员的荣耀，自感风光无限；而谅祚却口碑不佳，功德未满，毫无建树。死后若陪葬凉祚陵，则被人轻看，体面尽失。因此无人愿意为其陪葬。其二，谅祚之母族，即没藏家族成员亦无一人为其陪葬，因为没藏太后是元昊之妻，死后自然葬在了元昊陵，而没藏家族其他成员则因没藏讹庞篡逆而全族被诛，就连谅祚妻没藏皇后也被废立诛杀。至谅祚死时，没藏家族成员早已成为荒郊野魂，因此，不可能再有人为其陪葬。其三，谅祚朝臣亦无一人为其陪葬。原因是，谅祚幼年继位时的朝臣均为元昊朝之朝臣，他们死后自然会选择追随先帝而去，而谅祚卒后，其朝臣又全体转换成了其子秉常的朝臣，这班人死后，也只能葬于秉常陵而不是谅祚陵。以上就是谅祚陵没有陪葬墓的真实原因，这种真实的客观存在，造成谅祚陵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陵。 (2)为何给谅祚建造的陵是最低品级浮屠。笔者以为这和谅祚的品行口碑有关。据《东都事略》卷一二七、一二八所载：“谅祚凶忍好为乱，时过酋豪大家，辄私其妇女，故下多怨。”谅祚行为放纵不拘，臣下妻女唯恐避之不及，就连国相没藏讹庞子媳谅祚也不放过，最终霸占为妻。乃至谅祚死后，满朝文武才得以借机发泄，竟至礼官为其议谥时，众臣属竟“泄怨者纷纷，颂德者寥寥”。可以想见，在谅祚亲叛众离，积怨甚多的情况下，朝廷也只能勉遂众愿，为其建造了五级浮屠，封号“安陵”，寄希望于其在冥问能“安分守己”吧!以上判断推理得到了验证。经实地调查，四号陵是西夏10座帝陵中唯一建有五级浮屠(即最低品级)的陵塔，也是10座帝陵中唯一没有陪葬墓的帝陵。据此，我们断定四号陵为毅宗嵬名谅祚之安陵无疑。 4.五号陵陵主考 根据西夏陵墓总分布图，已知一、二、三、四号陵的陵主分别为太祖李继迁、太宗李德明、景宗嵬名元昊、毅宗嵬名谅祚，按时代顺序，五号陵的陵主只能是惠宗嵬名秉常。另外，从五号陵出土残碑M10D：7，[10](P118)也验证了这一结果。残碑存有三字“庚戌/亚”，经查“庚戌”有三：一为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一为崇宗乾顺“正德”四年(1130)；一为仁宗仁孝“乾祐”二十一年(1190)。其中1130年已是乾顺晚期，1190年时间更晚，均与残碑所记内容无关，只有1070年所记与碑文相符。史载，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八月，西夏大举进攻宋环、庆二州。宋复停岁赐。时年，宋任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5](P710)据此，断定五号陵为惠宗嵬名秉常之献陵无疑。 5.六号陵陵主考 根据西夏陵总分布图，已知一、二、三、四、五号陵的陵主，又知七号陵陵主为仁宗嵬名仁孝，那么，按陵区由南向北排列之序列，六号陵当属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六号陵部分出土文物也支持这一观点，而大量的残碑记述又多与乾顺有关，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该陵陵主为崇宗嵬名乾顺。 (1)出土钱币 六号陵东西碑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货币，除少量的汉五铢，唐开元通宝外，大多为北宋的年号钱。计有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明道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宣和通宝等。其中绍圣元宝(1094-1097)铸；元符通宝(1098-1100)铸；宣和通宝(1119-1125)铸，此三种钱币均是出土于六号陵的年代最晚的钱币，且均属于乾顺朝流行货币。嵬名乾顺1087-1139年在位，执政54年，钱币终结年代为1125年，[12](P189-227)已至乾顺晚期，直接佐证了六号陵就是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如陵主是德明就不会出现乾顺时期的钱币。 (2)出土柱础 六号陵地面遗址出土柱础两方，一为覆莲状，莲叶肥厚，孔径31厘米，另一为仰莲状，莲叶精细，孔径21厘米。西夏陵共出土柱础三方，除这两方外，另一方出土于北端建筑遗址，已残。[10](P98)经调查，六号陵是首次使用柱础的陵墓，而此前的三号陵献殿、四号陵、五号陵碑亭，均未使用柱础，三号陵献殿是直接将立柱置于铺地砖夯土之上，五号陵碑亭则是在铺地砖四角各挖一柱洞，底部以自然片石作柱础，石上立柱。[10](P28)而六号陵的碑亭是直接将木柱立于柱础之上。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夏柱础的使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直接将立柱立于夯土之上，到立于片石之上再到立于柱础之上，演示了西夏建筑的一个发展过程，这表明六号陵要晚于五号陵，又已知七号陵为仁宗嵬名仁孝之陵墓，晚于六号陵，那么，六号陵陵主，只能是崇宗嵬名乾顺无疑。 (3)出土残碑 六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M8E：1载有三字：“……甲戌年……”，而“甲戌年”有四：一为元昊开运元年(1034)；一为乾顺天祐民安五年(1094)；一为仁孝天盛六年(1154)；一为遵顼四年(1214)。 已考证出元昊为三号陵陵主。因此，不排除六号陵追述元昊时期的事情，为其歌功颂德。那么元昊“甲戌年”做了什么呢？史载，元昊“母米氏，族人山喜谋杀元昊，乃觉，元昊杀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沉于河”。第二年又杀了其妃卫慕氏母子。对这种杀了母亲又杀了妻子和儿子，有违人伦的事情，西夏人绝不会刻上墓碑当做功德来宣扬的。因此，“甲戌年”不可能指元昊时期发生的事；而仁孝是七号陵陵主，晚于六号陵，因此也不可能是仁孝时期发生的事；至于六号陵陵主是嵬名遵顼的观点又早已被学界所否定。[13]故“甲戌年”只能是崇宗嵬名乾顺时期的天祐民安五年(1094)了。史载，惠宗死，子乾顺三岁继位，惠宗后梁氏(乞逋妹)摄政，乞逋擅权恣横。免兵权后，日渐不满，阴谋篡政。天祐民安五年(1094)十月，大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计杀梁乞逋及其全家。[5](P712)这是发生于乾顺朝的一件大事，此碑所载，当指其事。据此，我们可知，六号陵陵主为崇宗嵬名乾顺无疑。 六号陵出土残碑，多处提及“契丹”与“金”，这说明残碑所述史事，正处于契丹与金的朝代更替期：这也正是乾顺的执政期。历史上西夏与契丹关系密切，至乾顺朝，关系更是达到极盛，就连乾顺亲执国政，也是靠辽的扶持才得以实现。[5](P272)因此，在金灭辽的战争中，才有乾顺三次派兵救辽的行动。[5](P284-286) 残碑：HCM8：29“……无救契丹……”；HCM8：34“金等四军”；HCM8：91“……先遣使……”；HCM8：23“……摄三万……”；HCM8：41“……金目……/……性惠……”；HCM8：113“……子爱……”；HCM8：124“……等军/山……”；HCM8：125“……所……/……窜……/……中……”；HCM8：95“……明暗谷……”等字句，均与历史上乾顺救辽的史事有关。此处，“……金等四军……”疑指金国四路大军攻辽的战事；“……金目……”疑指辽天祚帝逃至阴山后，金的耳目探子，四处打探，追寻之事；“……山……”疑指阴山；“……明暗谷……”疑指天德境之野谷；“……摄三万……”疑指夏将李良辅率兵三万救辽之事；“……子爱……”；“……性惠……”疑指乾顺之子仁爱，哭谏救辽之事。据李范文先生考，《西夏书事》卷三十三载：“仁爱，幼聪颖，长多才艺。初金兵破辽，辽主西走，即恸哭，请兵赴援。宣水之败，咄嗟者累月，及乾顺臣金，泣谏不听，悒郁而卒。”我们将上述断句联系起来，似可对残碑作如下释读：金国派四路大军攻辽，辽天祚帝败亡，逃至阴山夏境。金国派出耳目探子寻访，得知辽帝行踪后，即派出先遣使与夏交涉。夏帝乾顺之子仁爱，泣求父王救辽。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三万赴救，但未能成功，终以“无救契丹”而告终。 历史上西夏三次救辽行动均发生于乾顺执政期。这时期正是西夏臣金，弃辽的历史转折期。《辽史·西夏外记》卷一一五载“保大二年(1122)。天祚播迁，乾顺率兵来援，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六月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而天祚帝被执归金矣。”《金史·夏国传》卷一三四载：“天辅六年(1122)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野谷，斡鲁、娄室败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涧水暴至，漂没者不可胜计。” 因西夏与辽之特殊密切关系，历史上继迁、德明、秉常、乾顺均受过辽之册封；继迁、元昊、乾顺均娶过辽之公主为妻。因此，最让乾顺纠结而难以释怀的事情无过于“无救契丹”，连续数年的救辽行动，不但没有救了契丹，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辽成安公主[5](P715)和爱子仁爱太子。[2](P8-9)上述碑文意在歌颂乾顺舍家护国的大德。 以上转引文字，正好与残碑文字互相印证，证实了乾顺派兵救辽的史实，也证实了乾顺是最后一位与契丹交往，并最终将契丹送上不归路的帝王。有力地证实了六号陵就是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的事实。 东碑亭西夏文小字残碑则断断续续记述了与乾顺有关的另一件大事。M8E2：38有：“……不……/……悟度……/……助持……”；M8E2：21有：“……治顺亲国……”；M8E2：40有：“……梁……/……佐……”；M8E2：52有：“……恶去……/……梁……”M8E2：54有：“……恶心……/……圣……”M8E2：218有：“……酒头终……”M8E2：71有：“……昭简……”。其中的“……治亲顺国……”依其义应为“顺亲治国”，意为“乾顺亲理国政”：“梁”应为“梁氏”或“梁太后”；“……酒头终……”意为“酒后卒”；“……昭简……”是乾顺之母“昭简文穆皇后梁氏”的谥号。梳理以上残碑，从中可归纳出陵主如下信息：乾顺欲亲自执国政，梁氏不允，仍助持辅佐，辽帝深感厌恶，派遣使者，以毒酒除掉了梁氏，谥曰“昭简文穆皇后”。 以上文义与史书记载完全相符。《西夏书事》卷三一记载：元符二年(1099)二月，因梁氏恣意不让乾顺执国政，“辽主素恶之”，遣人至夏国鸩死梁氏。命乾顺亲国政。而新编纂的《西夏通史》记述更详：“夏永安二年正月，乾顺年满16岁，但梁太后仍然不许他亲政。辽道宗对梁太后一直非常厌恶，多次拒绝西夏请援。这时，梁太后又向辽国上表，因为言辞不恭，辽道宗大怒，派遣使臣前往夏国，用毒酒将梁太后毒死，扶持乾顺执掌了夏国的国政。”[5](P272) 以上残碑文字，清楚无误地又一次证明，六号陵陵主就是崇宗嵬名乾顺。 既然六号陵是崇宗嵬名乾顺的显陵，那么，孙昌盛先生所考的六号陵为太宗德明的嘉陵的结论又当何解？笔者以为孙昌盛先生依据2007年六号陵出土的汉文残碑TO914：5上的两列字中的一列“……有二岁，在位三十……”考证出了西夏太宗德明在位时间正好是30年，做出了“在西夏诸帝王中，只有李德明在位时间与碑文相符”，从而得出六号陵陵主为太宗李德明，整个论证过程似乎有理有据，其实存在严重的误区。一是对所引文献的误读，二是对所引时间的误算。《宋史·夏国传》曰：“吾族三十年衣绵绮，此宋恩也，不可负。”《东都事略·西夏传》、《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均曰：“国中三十年不披皮毛，而衣绵绮之衣。汝无负天子也!”上述两处引文中都解读不出德明在位三十年的信息。显然，无论是“吾族三十年……”还是“国中三十年……”都不是指德明在位三十年，而是特指党项归宋三十年的概念。这其中既包括了德明在位的二十八年，也包括了继迁附宋的数年。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德明在位三十年或德明自称其在位三十年，都只是孙先生的一个误读，并无任何依据。根据李范文先生主编的《西夏通史》附录1：《党项西夏世袭表》，太宗德明在位时间为(1004-1032)只有28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先生主编的《西夏文物》、《党项西夏帝王世袭表》，太宗德明在位时间为(1004-1032)也是28年；而韩兆民、李志清先生发表在《考古学集刊》上的《西夏世袭简表》所注时间为(1004-1031)仅有27年。就按孙先生自己所说的(1003-1032)这个时间算，也是29年，还是凑不够30年，因此，孙先生所说的“只有李德明在位时间与碑文相符”[4]的说法是立不住脚的。至于所说的“残碑中也提供了墓主人年岁的信息即”“……有二岁……”。就更不靠谱了。为了证明德、明卒年与碑文相符，先是否定了《宋史·夏国传》所载的“时年五十一”的定论。又据此还原出了“……(时年五十)有二岁，在位三十(年)……”的所谓缺文，最后依此为据得出：“六号陵为太宗德明之嘉陵”的牵强结论。之所以说其牵强，是因为此碑考证证据不足，且多处自相矛盾。笔者列述如下。 《宋史·夏国传》载：“(天圣)九年(1031)十月，德明卒，时年五十一”，在同传中又载，德明即位时年二十三。其中的(天圣)九年(1031)有误，其前早已被学界发现并纠正。现已改为(明道)元年(1032)。改正后的时间为：李德明嗣位于1004年，时年23岁，卒于1032年，其年正是51岁，与《宋史·夏国传》记载完全相符。为了给德明凑足52岁，孙先生将1031年改为1032年，又将1004年改为1003年，这样一来就与还原的“……(时年五十)有二岁”一致了。这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还原”。 其一，如按德明在位30年算，嗣位年龄是23岁，再加30年，那么德明的卒年就应该是53岁，而不是52岁。 其二，如按德明卒年是52岁算，减去嗣位时的23岁，则实际在位只有29年，并不是30年。 其三，残碑还原后的文句，不符合古文或西夏人的行文书写惯例。比照甘肃武威西夏墓出土的墨书汉文：“故考西经略司都察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文中的“寿六旬有八”与“有二岁”行文规式完全相同。如将52岁换为墨书格式，则为：“寿五旬有二”或“年五十有二”，或直书“年五十二”，古人行文，讲求文字精炼，书写时，“年岁”二字均单独出现，绝不重复，故“年五十有二”之后，不会再出现“岁”字，而“……有二岁”之前也绝不会再出现“(时年五十)”的字样，如《宋史·夏国传》就直书“德明卒时年五十一”。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孙先生还原的“(时年五十)有二岁”的补缺，的确很牵强，其中的“(时年五十)”更是多余。那么，“……有二岁，在位三十……”所指为何？笔者以为，是指墓主人生卒事迹，大概是说其幼年嗣位时只有2岁，在位30多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虽然碑文只有不甚完整的两句话，但墓主人的身份特征已很清晰：①嗣位时只有2岁；②在位三十年以上。显然，能满足此两项者即为墓主人。与此碑内容相近的另一汉文残碑M8：CHB：1+275载“……有司令于……/……齐王以孺慕……/……叩地之伤哀……”[2]两碑应属同一方碑的两块残片。经梳理碑文，大意是……有司于(柩前)主持了(嗣位仪式)……(百官)齐聚(致哀)，幼主依恋于先王……(于柩前)叩头伤泣。(时年幼主)有2岁，在位三十……。根据文义，应是追述墓主人幼年柩前继位的事。这与德明23岁继位，在位28年的历史事实不符。德明继位时，西夏尚未立国，官制礼仪尚未建立，因此不存在“有司令於……”之说，德明亦与六号陵无缘。而西夏自继迁起，至睍亡，共历12主，以孺子嗣位者仅3人，一是元昊之子谅祚，即位时不满周岁，在位20年，与碑文不符；二是谅祚长子秉常，即位时7岁，在位18年，亦与碑文不符；三是秉常子乾顺，2岁父卒立嗣，3岁册封继位，在位“三十年(以上)”，与碑文相符。其在位三十六年，即元德四年(1122)时，派兵援辽抗金；其在位三十七年，即元德五年(1123)时，迎请辽主赴夏境避难；其在位三十八年，即元德六年(1124)时，向金主奉表称臣；其在位三十九年，即元德七年(1125)时，辽亡。[2](P714-715)其妻成安公主与其子仁爱太子亦泣极而亡。上述3人中只有乾顺的年龄与碑文相符，记述的事情与碑文相关。 也许，会有人提出，碑文“有二岁”与史书记载的三岁继位不一致要相差一年，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有二岁”是指幼主2岁立嗣，即先王临终前对其子作为接班人的指定；而“三岁继位”是指朝廷对其接班人的正式册封，没有朝廷的册封，不算继位。如乾顺天祐元年(1086)嗣立，天祐二年(1087)继位。综上所述六号陵陵主当属崇宗嵬名乾顺无疑。 另外孙先生提供的六号陵为太宗德明之嘉陵的另一佐证是汉文残碑M8：CBH-148“……洪恩沾……/……星宫食钱……/逥天阙军动……/太宗……/……城……”。[2] 孙先生认为，碑文中的太宗系指西夏李德明而非宋朝太宗赵匡义。实则不然，此处太宗的确指宋太宗赵匡义。碑文追述的是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下令平毁夏州城的事，而同碑的MBCHB：7中确有“……道……/淳化以……/……道……”的内容。其中的“……星宫食钱……”是指观测的对党项不利的天象。“……逥天阙军动……”是指宋朝大军出动一事，其中的“天阙”指宋王朝，“太宗”指宋太宗，“城”指平毁夏州城。梳理碑文，其大意是：淳化五年(994)夜观天象，星宫食钱……宋朝大军出动……太宗下令，平毁夏州城……。《东都事略·西夏传》卷一二七、一二八载：“太宗下诏，堕夏州；居民并迁于绥、银等州。削保吉新赐姓名，复为李继迁”。堕毁夏州城，是宋王朝对党项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上述残碑内容与史料相符，又一次否定了“太宗”为李德明的佐证。 孙先生提供的第三个佐证是M8：CBH-292，中有两字：“……圣皇……”。孙先生认为，元昊称帝后，曾追封李继迁谥曰神武皇帝，李德明谥曰光圣皇帝。M8：CBH-292中的“圣皇”二字当为光圣皇帝之“圣皇”。笔者以为孙先生分析有一定道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并不是唯一答案。还有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即残碑“圣皇”所指应为崇宗乾顺的母亲“德圣皇太后”即梁太后。[14](P558)在残碑M8：CBH-HB：0667中有几行字“……卷，华□经二十卷……/……十一卷，菩萨内□……/……论十三卷□□□……”[7](P103)M8：CBH-312中有“……异□……/……译通……/……破□……”[7](P100)M8：CBH-28中有“……□……/……僧法……/……”。[7](P86) 上述残碑的断文记述了西夏王朝曾有几代帝王和太后参与的大事，即“译经”。西夏是一个崇信佛教的国度，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全民信佛。西夏文字创造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事业。根据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记载，至天祐民安元年(1094)，西夏前四朝(元昊、谅祚、秉常、乾顺)53年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14](P558)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佛说宝雨经》、《地藏菩萨百八名经》等题款为：“胜智广禄，治民集礼，德圣皇太后，梁氏御译，神功胜禄，习德治庶、仁静皇帝嵬名御译”，其中的“仁静皇帝”和“德圣皇太后梁氏”即为崇宗乾顺和他的母亲梁氏。这与西夏译经史相符。参与译经的帝王中没有太宗德明，因为德明时期。西夏文字尚未创立，就不存在将汉文大藏经译为西夏佛经的可能。故笔者认为M8：CBH-292中的“……圣皇……”二字当指“德圣皇太后梁氏”之“圣皇”，而非光圣皇帝之“圣皇”。而六号陵残碑中多处提到的“梁”、“太后”、“昭简”与此碑互相印证，也有力地支持了此“圣皇”为“德圣皇太后梁氏”的观点。这又一次证明了六号陵陵主为崇宗嵬名乾顺而非太宗李德明的事实。 孙先生提供的证明六号陵为德明之嘉陵的第四个佐证是残碑M8：CBH-4“……食邑三……/……皇太后也，仁……/……当龆龀之年……/……长曰志和镇国……”[7](P83)孙先生认为残碑中的“皇太后”不是指西夏崇宗乾顺之母梁太后，而是宋“皇太后”，“仁”为“宋仁宗”。并据“食邑三”推论陵主生前不曾做过皇帝，并多次接受宋王朝分封食邑，进而证明六号陵陵主不是崇宗乾顺而是太宗德明。笔者以为孙先生的结论与残碑原意多有不符。首先德明所封食邑中，从没有“食邑三(千户)”或“食邑三(百户)”的记载，如由此而推测德明为六号陵陵主，言之不确；其次“龆龀之年”是指儿童时期，“长曰志和镇国”是指长大后一表人才，文章、音乐超群。而这种年龄与技能与德明均无干系，当然更与宋“皇太后”和“宋仁宗”毫无关系。笔者以为此处的“仁”当指当朝太子乾顺的长子仁爱。据《西夏书事》卷三十三，“仁爱，幼聪颖，长多才艺。……”生于宋大观二年(1108)，死于宋宣和七年(1125)，活了十七岁。但何年封太子未见记载。残碑内容与文献记载相符。此处“食邑三”，疑指给太子仁爱所封食邑三(千户)。“……皇太后也，仁……/……”或为：……乾顺母梁氏，即：“胜智广禄，治民集礼，德圣皇太后也，仁(爱之祖母)……”。此残碑只有指仁爱时，才能上下贯通，文义通达，内容释然，固此。笔者认为，此残碑文义不是指德明，而是指乾顺之子仁爱。这就又一次否定了德明为六号陵陵主的结论。 综上所述，德明为六号陵陵主的论证已被完全否定，而乾顺为六号陵陵主的结论，经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六号陵当为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 6.七号陵陵主概述 七号陵原编号为二号陵，1975年由李范文先生根据出土的西夏文碑额残块，拼合、复原、破译了碑额全文，首次解开了该陵陵主之谜。[2](P3-5)根据碑额，“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至懿皇帝”为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嵬名仁孝的谥号，“寿陵”是他的陵号。由此断定，七号陵为仁宗嵬名仁孝的寿陵。 7.八、九号陵陵主考 根据西夏陵选位取穴由南向北之排序，已相继考证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号陵的陵主，那么八、九号陵陵主的考证已没什么悬念，只须对号入座就是了。那么按序排列，八号陵的陵主是庄陵的桓宗崇祐；九号陵的陵主是康陵的襄宗安全。 8.十号陵陵主概述 西夏陵已考证出了9座帝陵的陵主，均与史书记载陵主相符，似乎这项考证工作已经结束，但我们却无法画上休止符。因为，在陵区中部的山脚下，确实还存在着一个疑似帝陵的大墓(161号墓)，它究竟是陵还是墓？是陵又是谁的陵？笔者实地考证后认为：这座大墓实际上就是西夏亡国前所建的最后一座陵，即未及封号，也无法封号的神宗遵顼与献宗德旺的合葬陵。拙文详见《161号陪葬墓应为西夏10号帝陵》，[1]此处，笔者将从文献记载、遗址调查、残碑考释和陵址区位4个角度简述之。 (1)文献记载所引发的思考 据《金史·西夏传》载，1226年“二月上皇遵顼薨”，又载“遵顼在位十三年，改元光定，至乾定四年(1226)乃薨，年六十四，谥曰英文皇帝，庙号神宗”。《宋史·夏国传》载，1226年“七月，国主德旺薨。时，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惊悸而卒，年四十六，在位四年，改元乾定，庙号献宗，史失其谥与陵名”；《金史·哀宗本纪》载，1226年“冬十月谴使如金报哀”，11月“金谴中奉大夫完颜履信，昭毅大将军太府监徒单居正来吊祭”。 以上记载说明，十号陵的修建始于1226年“二月上皇遵顼薨”，止于11月“金谴中奉大夫完颜履信，昭毅大将军太府监徒单居正来吊祭。”历时9个月。9个月的时间，为遵顼修陵足矣，为德旺修陵已不可能。但，德旺又不得不葬。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二主葬一陵。那么，由末主睍主持的吊祭活动，极有可能就是对遵顼和德旺两位先帝的送终祭奠，可以想像，5个月内，西夏国就连薨二主，国家已到生死存亡，朝不保夕的危难关头。而此时，遵顼陵尚未修好，德旺陵又要新建，末帝睍临危受命，收拾残局。眼看蒙古大军将兵临城下，此时为德旺修建新陵已无可能。因此，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将二帝同葬一陵。一陵葬二主，一茔容二穴是西夏亡国前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一方面它符合祖制(西夏陪葬墓多有一墓二穴)，也省却了人、财、物之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既不能为遵顼封号，又不能为德旺封号，亦不能一陵封两号或两穴封一号的尴尬局面，从而人为地造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千古悬案，即史书所记遵顼无陵号，德旺失陵号之怪现象，此概因一陵葬二主，一茔容二穴引起。 (2)遗址调查所引发的思考 十号陵遗址的最大特征有三个。一是超大盗坑。坑面最大直径39米，深约7米，堆土超过4米；二是没有献殿，这是10座帝陵中唯一没有献殿的帝陵。三是地面建筑未完工。其一，陵城未建门阙；其二，陵冢未建浮屠；其三，兆域未建角台。 为何会有超大盗坑？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十号陵是西夏的最后一座帝陵，不但建有遵顼、德旺二帝的寝宫，还应建有皇室的藏宝地宫。超常规模的地宫，造成了超常规模的盗坑。巨型盗坑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它就是帝陵而不是陪葬墓。 十号陵为何没有献殿？献殿是所有帝陵都有的标志性建筑，是后世帝王吊祭先帝的地方，作为遵顼德旺的合葬陵，吊祭他们的应是睍，而作为西夏王朝的最后送葬人，睍自身性命尚且不保，那有可能再来吊祭先君。在这种大势已去，西夏亡国已成定局的形式下，建献殿还有何用？不建更在情理之中。 十号陵何以未及竣工即遭毁坏？大概莫过于蒙古军围城之快所致，十号陵地面建筑几乎全是半拉子工程。陵城城墙未抹草秸泥，未上红泥皮，墙脊未罩脊瓦。四面城门，只留南面一门，还未及做门阙；陵冢为原始夯土冢，夯痕历历在目，却看不到丝毫建造浮屠的痕迹，亦寻不到些许瓦砾堆积；遍寻陵城四周，也未找到角台遗迹；种种表象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地面建筑尚未完工的陵园。而南门入口处醒目的照壁残迹，又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此形制必是西夏的最后一座帝陵。 (3)残碑考释所引发的思考 十号陵之碑亭曾出土有残碑“破会州”字样，据李范文先生考《金史》所记，西夏攻会州有两次：一为金贞祐元年(1213)冬十月，遵顼知金主永济被弑，国中大乱，出兵攻会州，未破，败还；一为金兴定四年(1220)秋八月“破金会州”，“遵顼谴万众围会州”。两次攻会州都与遵顼有关，这又一次佐证了遵顼是十号陵的陵主无疑。 (4)十号陵建在陵区中部的思考 十号陵是西夏陵园中唯一未按序排位，却葬于陵区中部的帝陵。是何原因使其未按常规排序。笔者以为，特殊结果的产生，总是由特殊原因促成。西夏在举国大难、举族遭受灭顶之灾之际，仍幻想保住其祖宗最后的龙脉。末帝睍自做聪敏，将最后2帝葬在了陵区的中部，以求先祖的庇祐。可叹亡国之君尚且不能自保，又何以保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此举招致蒙古大军对其首先发难，掘地掠宝，十号陵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西夏10个帝陵的系统考证，使各陵陵主有了具体归属，这使人们对西夏陵的认识，又朝真实靠近了一步。但愿笔者的抛砖之述，能引来学界的百家争鸣，使西夏陵最终露出她的真实面容。 注释： ①因原陵墓编号与现编号不同，笔者做了对应调整 ②牛达生《西夏陵园》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韩兆民、李志清《关于西夏八号陵墓主人问题的商榷》载《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③岳键《西夏王陵复原图》载《中国国家地理》2010，(1)，103页；岳键《西夏10号帝陵的发现与思考》载《西夏研究》(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32页；岳键《追望西夏》，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40-76页。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