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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进一步了解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文化遗存分布，更有效地保护水下遗址，自2009年始，水下考古队连续对该海域开展了水下文物普查和文物执法巡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随着巡查保护工作的常态化，各类破坏活动减少，文物巡查效果显著。 2009年5月、2010年4~5月，结合全国文物普查中水下文物普查工作，先后开展了西沙群岛海域的文物普查工作。2009年度的调查主要在东侧的宣德群岛海域进行，发现11处水下文化遗存。2010年度的调查，主要围绕永乐群岛和赵述岛、浪花礁进行，新发现遗址32处，出水了一批瓷器、碇石、石建筑构件、铜钱等各类遗物标本。 2011~2014年，为保护西沙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海南省文物局组织了西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执法巡查工作队，开展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巡查和文物执法督查工作。通过几个年度的巡查，水下考古队足迹遍布西沙群岛各个岛礁及附近海域，先后对90余处水下文化遗存进行了现场调查和巡查，发现大部分遗址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值得注意的是，从水下堆积情况来看，2012年以来并无新的破坏现象，也未见近期盗捞痕迹，基本保留了前几年破坏后的状况，而且部分珊瑚开始重新生长，生态趋于好转。 2015年，水下考古队则对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进行了发掘，出水一批石像、石建筑构件、瓷器等遗物，并对甘泉岛等岛屿做了系统的考古调查。 通过历年西沙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与水下文物执法巡查工作，先后发现了106处水下文化遗存，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遗址，不仅对西沙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有了新的认识，大大丰富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资料，也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和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破坏活动的恶化，较好地发挥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这也是文物部门克服远离大陆等困难连续开展巡查的成效之一。 四 西沙群岛位于南海丝绸之路中段，北连海南岛、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南通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东南亚各地，是南海贸易航线的重要节点。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了由广州发舶经南海至东南亚，出马六甲海峡而入印度洋，再抵西亚和东非的海上航线，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荣阶段的南海航线，沉没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沉船便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宋代以来，海上贸易更为发达。广东川岛海域的“南海Ⅰ号”、汕头海域的“南澳Ⅰ号”、西沙海域的华光礁一号沉船以及东南亚海域发现的“爪哇海”“圣迭戈号”“吉特摩森号”“泰兴号”等大量沉船即是明证。此外，海南文昌铜鼓岭沉船遗址、中沙黄岩岛海域明清时期青花瓷器遗存，以及南沙永暑礁、五方礁、太平岛等海域的陶瓷器、铜钱等遗物，也是西沙海域作为沟通南海丝绸之路贸易航线的历史见证。 从目前西沙海域水下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水下文化遗存是五代时期，主要是当时海外贸易中最为常见的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这是南海丝绸之路航线经由西沙海域的最早实物证据。宋代以来的水下文化遗存更为丰富，遗物以陶瓷器为主，系统反映了当时外销瓷的主要品种和产地，包括宋元时期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及南方地区其他窑口的青白瓷、青瓷、白瓷、青花等，明清时期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的青花瓷和德化窑白瓷为主，此外尚有一些铁器、铜钱等。这些水下遗存以北宋晚期、南宋、元代、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几个阶段数量最多，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阶段性特征，显然与当时的海外贸易政策息息相关。宋元时期尤其是南宋和元朝政府鼓励和发展海外贸易；明初以后则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海，加之西方殖民者东来和新航线的开辟，海外贸易遂在明代晚期得以蓬勃发展；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再开海禁，海外贸易格局为之一变；鸦片战争后，出现五口通商变局，海外贸易体系为之再变。西沙海域发现的这些水下沉船和遗址，正是这种海外贸易政策不同时期变化的反映。 西沙海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贸易网的关键点，南往北来，沟通中西。该海域发现的这些沉睡海底千年的水下遗存，是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的重要遗址和实物见证，它们不仅见证了西沙群岛海上贸易航线的发展与繁华，也反映了古人沿着这条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乘风破浪开展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努力与艰辛。这正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活力的源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