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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良渚古城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归纳起来，重要者有如下几项。 1.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建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年代略早于古城的始建。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可见，建造水利系统一开始是有改造古城所在广大地区水环境的工程学目的的。又如许多学者分析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后，除了防御洪灾之外，它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运输的作用。设计这项庞大的工程，无疑需要对当地水文、气象、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水量等深入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完成这项工程，也需要高超的测绘技术和建筑技术。关于后者，在对古城城垣、塘山和岗公岭等水坝的发掘中，已经揭示了当时人们营建这类大型土建时对基础处理、基础用土和坝（墙）体用土的不同选择以及堆筑过程中草包泥块的分段和错缝堆砌等复杂工程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2.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 良渚古城和外围的水利系统是个规模庞大的工程。浙江考古所王宁远先生告诉我，据他的计算，古城城垣、外城以及水坝坝体，再加上古城城内南北400米、东西600米的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要1人/日计， ① 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若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建造110年。也许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慢条斯理，而是集中在几个较短的时段中特定季节完成的。如果是这样，则每天动员的人众数量就更大。发动如此规模的劳工队伍，对其令行禁止地分配调度、为其提供包括工具、饮食等后勤保障和进行有效的工程质量监控，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而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推测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色彩，当不为过！ 3.明确的城乡差别 这是源自2016年最新考古发现得来的认识。多年来的考古，让我们对良渚文化一般村落有了较多的了解。根据桐乡普安桥 08 、新地里 09 ，海宁皇坟头 10 ，余杭玉架山 11 、茅山 12 等遗址的发现可知，这个时期的村落面积（不计村落外部的田地）多在1万平方米上下，村落内分散坐落着不到十座的住居建筑，其旁往往还有墓葬等遗迹，也即多不过十户的小家庭的聚居形态。出土遗物多为普通家居生活用陶制器皿、耘田器、刀、石犁等石质工具等。从墓葬有无葬具和随葬品数量多寡、质量高下来看，村落成员间有一定的分化，如新地里遗址还发现有规格显得高大一些的房子。但总体上未见完全脱离一般村落生活的情况，如没有高级人物的专门墓地、高高在上的殿堂建筑等等。所以，这些分化现象很可能是一个血缘集体内部个不同单位因为劳动力状况等自然原因导致财产拥有不平衡的反映，当然，家长拥有管理村落的权利也可能是分化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其间的差异到不了阶级分层的程度。余杭茅山遗址的发掘，在村落近旁发现了一块面积约80亩的水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直接描述出村落农业经济活动的实例。据此可以推测这些村落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兼有采集渔捞、家畜饲养和必要的家庭手工业，富裕的村民有渠道从外部获得少许玉器、象牙器等较高等级的手工业制品，但获取渠道不得而知。 和普通村落相比，良渚古城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观。古城不惟面积巨大，城内最为高阔的莫角山很可能四周有壕沟环绕，内为最高等级的建筑区和大型仓储， 13 当是最高贵族的居所。相应地，在古城内外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 14 等最高等贵族的专属墓地，阶级壁垒一目了然。古城居民聚居在人工堆筑起来稍高的垄阜上，旁为水道，靠舟楫出入。其聚集密集程度和相对分散的村落内部不同，建筑也讲究得多。叫作美人地的地点是一条东西向条形垄地，垄下河道下放置纵横相交的粗大方形纴木、枕木，枕木之上排立厚达15厘米左右的木板，形成一人多高的河道护壁，壁上再覆以扣板和纴木，把护壁紧紧拉住。之内便是推测为沿垄地排开的房屋建筑了。这些城市居民的身份因莫角山东南脚下钟家港的发掘得窥一豹。 15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点发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与莫角山之间的古河道。高地之上为居住区，河道内发现了许多玉石残料，长3、4厘米，直径仅为1毫米多的玉管钻芯，可能用于雕刻玉器花纹的边角锋利的燧石渣块等，兹证这一带是一处高端玉器制作区。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状似斧、铲但仅为指甲盖大小的玉器，有推测是否为制作漆器等精致高级品的工具。钟家港地点发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这么多年以来在良渚古城内首次发现了可以证明普通城内居民身份的证据，说明城内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而多年来，几支考古队伍在古城附近用尽各种办法寻找水田未果。两个证据表明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各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联通它们的管理机构之所在。换言之，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 4.“畿内” 目前的考古资料皆指证良渚古城居民皆为非农业人口，那么问题就来了，城市居民的食物从何而来？我推测，如果考虑到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古城的食物供应应当主要来自附近周边。若按照古城居民人口2万计算——这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提出它的目的无非是建立一个推测古城直接控制的食物资源范围的一个参照系。第二，从良渚古城的规模看，2万人口这个数字也未必十分离谱。那么，暂且以2万男女老幼人均日需要1斤粮食计，古城全年需要3650吨粮食才能保障最低需求（且不论莫角山上还有可能为最高贵族专享的规模巨大的粮仓，也即有更大的粮食消耗）。 已知良渚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如茅山，村民7、8户，人口35～40人， ② 这之中成年劳动力14～16人或稍多，但不大可能超过20人，水田80多亩。以此计，茅山村民也不可能耕作再多的田亩了。现在没有任何当时水稻亩产的资料。若高打高算按亩产200斤计，每年总产8吨。同样按人均消费1斤/天计，则村落每年需要（35～40）人×365天≈6.38~7.3吨，平均6.8吨，也即茅山每年能够供应良渚城的粮食约1.2吨。要满足良渚城的总需求，要有约3000座茅山这样的村落。目前也没有良渚时期一个区域内村落分布密度的资料。不过，已知在茅山以北有玉架山遗址，两座遗址相距500多米。如此，每座遗址连同它的“领地”约25万平方米，也即1平方公里内可有4座村落——这极可能是个偏大很多的推测，因为目前只有这样一份两座比邻村落的资料，不敢就此断言所有村落都是间隔500来米分布的。且这两座遗址所在是平坦开阔的地区，当时应为水网沼泽的环境，而水网沼泽中未必随处都有可供开辟为水田的微地貌条件。但就算是这样，3000多座村落均匀地铺散开来，将占地约800平方公里之广。换言之，良渚古城需要大约800平方公里的平坦开阔地域的农业生产来满足需求，也即这800平方公里上的10.5～12万人口（我很怀疑当时能有如此大的人口密度，所以，这个区域的范围很可能更大）的生活和良渚城紧紧拴在一起了。顺便说到，近些年来，良渚的考古工作者们口头上经常提到从良渚遗址群所在环境看，这是一个向东方敞口的“C”字形盆地，按照他们的测算，这个“C”字形盆地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而且他们倾向性地认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整个良渚遗址群的范围，应当从整个盆地的角度来把握。而我上述计算出来的800平方公里和盆地面积居然相差不大！此外，良渚城的运转需要的不仅有粮食，肯定还有其它物资，譬如产自山地的竹木、石材、薪柴之类。如此，古城直接控制的基本生活物资生产区还要大得多！ 再次声明的是，以上推算绝非历史的真实。但通过这样一番计算，可知良渚古城绝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颇为广大的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古人将王都附近称为“畿”“畿内”“畿辅”“京畿”等，也叫“甸”，和王城的关系是“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书·禹贡》），用作良渚古城的场合，颇妥切。当然，我们目前还并不能知道良渚古城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这些粮食的，譬如交换？税赋？抑或强取豪夺等等。但你很难想象古城和村落之间是完全靠着平等互惠或等价交换来获得上述生活物资的，不难想象到其至少是部分物资的获取背后有权威、强制的背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