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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铸匠墓习俗渊源 随葬品是死者生前生活与身份的缩影，是死者在死后世界中继续享用生前生活的继续，是视死如生观念的体现。有学者认为以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强调的是一种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政治地位，而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的随葬方式则似乎比较关心死者在死后世界中的财富和舒适生活，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关系不如礼器所显示的那么密切(28)。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特殊职业的匠人群体应运产生，并与其他阶层形成一定的分野，这种分野在死后用特定的方式来凸显，其中包括是否使用专用器物随葬。石范作为专门的铸造工具，属于特定人群的专属之物，是社会分工扩大化和专门化的产物，其并非专属精英阶层，一般工匠亦可在丧葬中使用。 是否使用石范随葬则成为墓主之间职业划分的一个重要标识。这表明墓主社会存在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冶金工匠已经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群分离，社会生产中主要的铜器都是由专业的冶金工匠铸造。铜器的出现对于早期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而冶金工匠的专业化则促进了铜器制造业的发展，从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这或许也是最初国家都出现在青铜时代的原因之一。因此，冶金工匠在早期社会中往往占据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一般冶金业中心可以分为金属冶炼中心和金属制造中心。冶炼中心主要是完成整个采矿和冶炼过程的地区，而制造中心则是工匠使用原料来制造各种金属器物的地方。目前发现石范随葬的墓葬周边均未发现同时期冶炼的遗迹，说明这些墓主应不是金属冶炼的工匠，而是专门铸造器物的工匠。随葬其生前使用的冶金工具或成品的墓葬确切应称为“铸匠墓”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冶金工匠墓”。它的出现强调了冶炼、铸造的分离，是社会复杂扩大化和冶金技术发展的结果。结合墓地中所出铜器与石范相吻合的特点，出现此类葬俗的墓地往往可能有着一个独立的铸造中心，并有特定的产品形式。而专业工具能被主人随葬，也表明当时冶铸业尚未纳入政府或部落的统一集约化管理，更多是小规模的冶铸作坊。如果是统一大规模的金属制造业，铸范工具通常不会属于个人，如陕西省扶风县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29)，地层和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铸范等铸铜工具，但遗址周围发掘的被认为是冶金工匠的墓葬却没有随葬大量的冶金工具，而且这些冶金工匠集中埋葬(共35座墓葬)，都说明李家西周铸铜作坊的冶金工匠已经被纳入统一的管理，他们完全是为他人或者政府铸造铜器。这种习俗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的艾斯克霞而M1(该墓随葬了大量墓主人加工器物的工具，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中也可发现。 石范随葬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一种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丧葬习俗，除西南地区外，在岭南地区也有发现，如香港的过路湾墓地(30)、广西元龙坡墓地。在元龙坡墓地中，此类葬俗发现较为典型，该墓地共出土石范六套，另有残件36件，均为红砂岩质，可辨器形有钺、斧、镦、圆形器、镞、叉形器。范呈长方椭圆形，正面扁平，刻凿各种模型，浇注口也作椭圆形。有些范内有显著的烧焦痕迹，表明已经被使用过，属于实用器物。另外墓室中多发现有砺石随葬，可能是与石范铸造相关的工具。该特点同大花石墓葬中的习俗相近，进一步可推测大花石出现此类葬俗的遗存为墓葬的可能。另外1件(M174：3)表面上刻有蛙形纹饰和双十字，其中蛙形纹饰同成都金沙遗址的蛙形金饰如出一辙，二者之间当有某种关联，该墓地时代发掘者认为上限可至西周，下限至春秋时期，大部分年代集中于距今2900～2700年(31)。M147除了随葬石范外，还出土铜卣，这是整个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是否有特指意义，还需进一步观察。华南地区目前以过路湾墓地石范随葬习俗出现最早，距今3500年，该时段同西南地区大花石墓地时代相近，几乎在同时西南和华南地区出现了此葬俗，而同期遗址中亦有大量石范的出土，显示该时段该区域已经进入早期青铜时代(32)，该习俗是当地早期青铜时代的产物，是青铜时代职业社会分工专门化和扩大化的结果。西周至春秋时期广西西部元龙坡墓地此种葬俗盛行，具有显著的身份意义。 如果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则发现此类习俗在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墓葬中亦有发现，如能诺他中期墓葬出土石范和坩埚(33)。在越南东山文化中常见此习俗，如嘎村遗址M42随葬有石范和坩埚及铜矛和鼎乡墓地出土的石范(34)索尔海姆认为能诺他遗址用砂石合范铸造青铜斧的时代，肯定超过公元前2300年，或许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比印度已知最原始的青铜器早500年，也比中国任何青铜器早1000年(35)。傅宪国先生认为现今泰国发现的青铜器来说，公元前2000年这个年代还是过早了。有迹象表明，泰国目前发现的部分青铜时代遗存，其年代当不会超过公元前1500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泰国今后将会有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的红铜/青铜器的发现(36)。笔者亦认为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在距今3500～2900年就已经出现，不同地区并非同步出现，而是有着明显时差和不平衡性。但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与华南和东南亚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出现几乎同步，这当不是历史的偶合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它们极有可能是受到同一冶金技术系统影响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东南亚地区或华南地区缺乏另外的冶金技术系统渊源，而是在当前研究下，尚不具备对其独立起源讨论的条件，由此，需要透过更广大的视野来寻求其发展轨迹，随着西南早期青铜时代演进历程研究理念的逐步改观和考古资料与研究的累积，深受欧亚草原冶金技术系统的中国西北冶金南渐之路逐渐清晰，为本文提供了讨论的契机。 石范随葬的习俗是伴随青铜时代出现的产物，它也是社会发展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识，石范意味着有意识铸造青铜器行为的出现，同时也是其社会分工专业化和阶层分化的体现。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该习俗最早出现于中国的西北地区，火烧沟墓地中就出现了此习俗，研究认为该石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时代最早的铸箭镞石范。火烧沟墓地出土铜器中青铜数量超过红铜。火烧沟墓葬距今3700年左右，约与夏代同时(37)。分布于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克尔木齐文化中亦可见到此习俗的存在，该文化是新疆最早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38)，M17出土了两件石范(39)，这可能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用石范随葬的习俗。公元前2000年前后，西北地区随葬石范例证的存在，使得我们将寻找此类葬俗源头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地区，而该地区属于欧亚青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演变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冶金工匠墓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数量都很少，但这类墓葬对于各地冶金活动的研究意义重大，很早就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早期青铜时代北高加索地区的迈科普文化(Maikop)曾发现一座冶金工匠的墓葬，墓主人为男性，屈肢葬，头朝东南向，随葬品放置在脚边，主要包括陶制的管銎斧铸范、铜锛铸范、陶坩埚以及石锤和石管銎斧。该墓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而在同时期东欧草原地区的竖穴墓文化(Pit Grave)中也发现了两座冶金工匠墓葬，随葬品主要是管銎战斧的铸范和石砧、石锤等冶金工具(40)，这些冶金工匠墓的发现表明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迈科普文化和竖穴墓文化中已经存在着专业的冶金工匠和较为成熟的铜器制造业，同时管銎战斧铸范的多次发现，也说明当时武器在铜器制造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这种习俗在欧亚草原晚期的青铜文化中也有发现，如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辽宁东沟道下墓葬，该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板墓(41)。此类葬俗在该地区的存在，表明了这些地区均存在着独立的铜器制造中心，该地区的铜器应是当地制造，不是从外地输入的。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冶金技术系统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42)。公元前5000年，石范技术最早出现于欧亚草原西部，公元前4000年，在中亚西部草原地带有所分布，公元前3000年末前后，范铸技术进入中亚草原北部萨彦—阿尔泰地区。在这个时期，范铸技术在中国西部出现，公元前3000年末到公元前2000年中叶，青铜文化在新疆东部、甘青地区骤然兴起，并领一时之先(43)，该区域亦成为中国境内青铜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策源地，西北青铜文化的兴起是欧亚草原地带青铜冶铸技术、青铜文化不断向东传播的结果，尤其是石范技术的东传(44)。欧亚草原的早期青铜文化(45)就已经出现了用石范随葬的习俗，这个时期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均未发现此类葬俗，同时东南亚地区亦尚未进入青铜时代，故不见此葬俗，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铸匠墓”传统为了解西南青铜文化中的同类习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从上述可知，用石范随葬的习俗是中国西北和华南及西南地区青铜时代一种常见的丧葬习俗，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在欧亚草原中部的阿尔泰地区克尔木齐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公元前1500年左右该习俗逐渐扩散至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这个时期正好是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初始期，也几乎在同时，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出现了此类葬俗。东南亚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和冶金技术系统与地处欧亚草原中部的西伯利亚南部技术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46)。这里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器物类型学和技术上的共通点(合范模具的使用)之外，人类行为上亦有共通点(丧葬习俗)，即将金属匠人与他们的手工艺品一起埋葬(铸匠墓)(47)，此亦见于泰国(48)及欧亚(49)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址。此种习俗在中国西南地区晚期青铜时代墓地中有着较多的孑遗，东汉以后随着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拓殖，该地区被纳入汉文化的贡纳体系之中，其金属冶金技术系统发生相应的改变，石范随葬的习俗也逐渐掩埋于尘埃之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