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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步认识 铸匠墓习俗在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至当地晚期青铜时代，尤以滇文化圈最为突出。该习俗较为集中于滇文化的中、下等级的墓地中，高等级墓地中并不显著，该习俗有着明显的职业分层或社会分化的意义，是专属金属工匠职业分层中的重要标志之一。“铸匠墓”习俗是西南地区青铜文化迥异于中原青铜文化的特质之一，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其文化渊源可能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该习俗最早出现于欧亚草原的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中国西北地区出现，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先后出现，东南亚地区也在该时段出现了此类习俗。相反，尽管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青铜冶铸工业和强大的王权结构，但该习俗在青铜时代华夏中心地区一直未有显著的体现，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冶金技术系统源流所导致的技术管控体系不同，即王权政治与神权政治社会组织体系的差异，中原王权体制有力控制了资源生产和技术的输出，而神权政治分散的组织形态使得其对于资源生产和技术管理的整合缺乏有效管控。这同时也显示出中国西北、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技术系统可能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目前各方面环节或节点的证据还略显欠缺，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青铜文化彼此之间所存在的共性特征，构成了理解彼此文化之间关联的“链条证据”，并成为了解上述地区青铜技术传统传播与演变的一种途径。为此，了解西南边缘地区的古代文化，应特别重视中国边缘地区多元的发展范式和阐述语境，从而贴近历史的“真相”。随着近年东南亚早期青铜文化内涵研究的拓展，二者之间青铜器除了类型和技术体系相近外，铸匠墓也是欧亚草原与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共同的传统习俗之一，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此类葬俗的研究对于了解欧亚草原金属技术系统与东南亚金属技术系统交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尽管目前二者之间仍然有着许多的缺环，不仅有时代和空间层面上的断裂，还表现在形式和内涵上的差异，如东南亚青铜时代广泛存在的坩埚遗存，在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遗存中一直缺乏，此情形的发生既可能是地方差异，也可能是其金属技术系统来源的多元化反映，其中缘由尚需进一步深究。铸匠墓习俗的存在，链接了二地的青铜技术系统，丰富了历史想象的空间。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区是指云南全境、黔西、川西南、川藏交界地区及广西西部一带。 ②本文所指青铜时代上限可至距今3500年，下限至东汉初期；其中可分三期，早期距今3500～2900年，中期距今2900～2500年，晚期距今2500～2000年。 ③V.C.Pigott and R.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La Niece,D.Hook and P.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es: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85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9期；岳连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锩钢工匠墓初论》，《考古与文物(先秦考古卷)》，2002年，增刊；宁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丰宁土城东沟道下山戎墓》，《文物》1999年第11期。 ⑤M.J.Lessiter.Timeline of Casting Technology.Modern Casting,2002(11):43-51. ⑥杨瑞栋、李晓岑：《云南曲靖市董家村石范制作技术的调查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 ⑦(32)周志清：《西南早期青铜时代刍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三)》，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⑧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龙陵县大花石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⑨该遗址碳素数据(热释光第4层为：3532±170年和第5层为4017±90年，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54～56页：昌宁达丙营盘山遗址碳素测年为：3304±82年，即公元前1354±82年。王大道：《昌宁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0、281页。 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临沧市那邦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11)韦江、何安益：《黔西那坡感驮岩发现石范》，《中国古代铜鼓研究》，2000年第十六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0期。 (1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何风桐：《毕节青场新石器》，《贵州文物》，1982年第1期。 (13)阚勇、熊瑛：《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1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15)张昭：《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16)周志清：《南丝路上的早期金属工业》，《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 (17)嵩明县兰茂博物馆：《嵩明凤凰窝古墓群调查简报》，《云南文物》，1991年第30期。 (18)胡绍锦：《昆明市呈贡小松山古墓群发掘简报》，待刊。 (19)资料现存昆明市博物馆考古部。 (20)(21)资料现存昆明市博物馆。 (22)王大道：《云南出土青铜时代铸范及其铸造技术初论》，《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23)陶鸣宽、赵殿增：《四川会理县发现瓦石田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5期。 (24)熊正益：《云南东川普车河古墓葬》，《云南文物》，1989年第26期。该炼渣系采集，是否为墓葬出土尚需进一步工作。 (25)发掘者认为墓葬出土铜渣、锡饼等矿冶遗物，表明墓主与采矿及与矿业经济有关的人群。墓主为移民，来源复杂，既有南越如“赵喜之印”和提梁壶上的“赵”氏铭文，可能与南越派驻的矿产经理人有关。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个旧市黑玛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2～163页。 (2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个旧市麻玉田青铜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3期。 (2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塔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1、112、184、185页。 (28)蒲慕洲：《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中华书局，2008年，第194页。 (29)杨永林：《西周青铜器制作之谜有解了》，《光明日报》，2004年4月16目。 (30)前1500-1000年；Meacham,W.,Archae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Island,(Hong Kong:Hong Kong Archaelogical Society,1994)pp.155-186; 邹兴华：《论香港及临近地区出土铸铜石范》，《铜鼓和青铜文化的再探索》，《民族艺术》1997年增刊。 (3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33)该墓地发掘总面积339.5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05座。贝亚德将其分为三期。早期，包括三段，约当公元前3500年～前2500年，出土物包括陶器、稻谷以及牛和猪的遗骸。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青铜器的发现。中期，包括八段，约当公元前2500年～公元200年，出土物有陶器、砂石合范和坩埚等。晚期，包括六段，年代大约为公元1000年至今。晚期与中期之间尚有一段缺环.Bayard,D.T.1971,Non Nok Tha:the 1968 Excavation:Procedure,Stratigraphy,and as ummary of the evidence.University of Otago:Studies in Prehistoric Anthropology Vol.4.Dunedin,New Zealand; 1977.Phu Wiang Pottery and the Prehistory of Northeastern Thailand.Gert-Jan Bartstra,Willems Arnold Casparie and Ian C.Glover (eds.).Modern Quater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Vol.3. (34)转引自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9、331页。 (35)Solheim,W.G.Ⅱ1971,New Light on a Forgotten Past.National Geographic 139(3).尽管发掘者和泰国的部分考古学家坚持认为，能诺他遗址青铜器出现的年代至迟应在公元前2500年，Bayard,D.T.1979,The Chronology of Prehistoric Metallurgy in North-east Thailand:Silabhumi or Samrddhabhumi? R.B.Smith and W.Watson (eds.),Early South East Asia:Essays in Archaeology,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36)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37)孙淑云、李延祥：《中国古代冶金史专论》，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38)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39)王博、祁小山：《新疆石人的类型分析》，《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在一座墓葬附近还出土有铸造铲、匕、锥等铜器的石范母一套。”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40)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25. (41)丰宁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丰宁土城东沟道下山戎墓》，《文物》1999年11期；b.白光：《河北丰宁早期墓葬综述》，《文物春秋》2008年1期。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52～275页。 (42)L.G.Fitzgerld-Huber,"Qijia 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Early China,Vol.20 (1995),pp.51-52.; J.Mei,"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121 (1995),pp.1-39. (43)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相关问题的新探》，《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2005年。 (44)刘学堂、李溯源：《新疆新发现的铸铜石范及其意义》，《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 (45)欧亚草原文化的初始期：公元前3千纪—前2千纪。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46)怀特等人认为：“公元前2000的西伯利亚南部为东南亚冶金系统的源头。……早期东南亚金属器物的初级技艺可被认为是是西伯利亚南部技术系统相对直接与完全传播的产物。”乔伊斯·怀特等：《东南亚青铜技术起源新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47)乔伊斯·怀特等：《东南亚青铜技术起源新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48)C.Higham,"Recasting Thailand:New discoveries at Ban Non Wat",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Vol.31(2008),pp.38-41; V.C.Pigott,"Reconstructing the Copper Production Process as Central Thailand",in S.M.M.Young,A.M.Pollard,P.Budd and R.A.lxer,eds.Metals in Antiquit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No.792),Oxford:Archaeopress,1999,p.13. (49)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Cc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