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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字资料，宋代以降即为传统金石学者所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科学考古出土的六朝墓志更是不断涌现，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涉及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围绕墓志史料所开展的全方位研究，成为近些年来六朝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增长点之一。然而，如果概括梳理六朝墓志研究的既有成果，则不难发现，六朝墓志史料的开拓尚存较大空间。 首先，就墓志史料的整理而言，相关成果可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传世文献著录，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墓志资料汇编两大类。传世文献对六朝墓志的著录，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相关史籍对墓志内容的零散引录；二是《文选》《艺文类聚》等文集与类书对墓志文字的部分节录；三是《古刻丛钞》《金石萃编》等传统金石学著作对墓志的录文与疏证。传世文献著录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零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六朝墓志在当今学术研究中的系统利用，导致墓志史料的学术价值未能最大化。因此，对传世文献著录的六朝墓志史料进行摸底式的排查、校勘和辑录十分必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墓志资料汇编，涉及六朝墓志的有《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中国出土墓志》等17种，为六朝墓志资料的集中使用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然而在墓志录文、文字校释、文献考辨等方面，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对近代以来非经科学考古出土的六朝墓志进行考校辨伪，同时对经科学考古出土的六朝墓志史料作进一步的文献校读。 其次，就墓志史料的综合研究来说，从成果形式上可分为专著与论文两大类。近年所见的专著有《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朝墓志文研究》《东晋南朝墓志研究》《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这4部专著为六朝墓志史料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揭示了六朝墓志史料挖掘的方向。 相关论文数量颇丰，主要是从文体特征、形制等级、家族世系等角度所作的探讨，虽将六朝墓志研究不断推向细化和深入，然亦失于零散而不易被系统应用。因此，明确以六朝墓志为专题研究对象，综合传世文献所著录的六朝墓志与新出墓志材料，突破近年学界仅就新出墓志材料立论的褊狭，对六朝墓志展开整体考察，甚有必要。 综上所述，在当今各学科体系不断重组、知识结构日益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入挖掘与合理运用六朝墓志史料，怎样多维度、立体化地将六朝墓志研究推向纵深，无疑是值得探讨的话题。笔者浅见，六朝墓志史料的进一步开掘，似可从以下两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拓展新思路。首先，要完整看待墓志史料的学术意义。既注重将新中国出土墓志视作“新”史料进行深入挖掘，又措意对传世文献所著录的历代出土“旧”墓志史料进行全面汇集与系统整理。在“新”“旧”墓志文献完整结合的基础上，多维度开展对墓志史料所蕴涵的新问题的探索。其次，要充分发挥墓志史料的学术价值。一方面，改变传统金石学将出土墓志视为传世文献附庸的看法，传承并突破其以志证史、以志补史的研究理路；另一方面，避免一味拔高墓志史料、仅就新出墓志材料立论的做法，尽可能将传世文献记载与新出墓志文献资料紧密结合，扩展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内容，正确合理地利用墓志文献资源。 第二，开辟新途径。首先，开展必要的史料批判。既往多数研究仅仅停留于利用墓志资料比勘、补订、核实传世文献记载的层面，对墓志史料的整体性质缺乏分析，对墓志史料的局限性没有产生足够的认识并保持相应的警惕。因此，将墓志本身作为思考的对象，对墓志文献进行必要的史料学分析，对墓志的相关记载进行史料批判，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应进行充分的史学拓展，只有“使墓志成为一种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革新既有的研究模式，才能真正拓宽和加深对墓志史料的综合研究，最终丰富六朝研究的立体构建。既要着眼纵向的时间延展，也要关注横向的空间差异。此外，充分借鉴文化史、社会史、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方法，无疑有助于六朝墓志研究范围的拓展与研究模式的更新。 （本报记者王广禄/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