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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引言：小问题引出大话题 古代中国道教是否影响过日本神道教？古代中国道教文化是否影响过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有什么异同？这本是文化交涉史领域的一个问题，说来简单，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原本只需要依据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寻找确凿证据，加以详细论证。可复杂的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背后，却常常会牵惹一些难以消解的立场和至关重要的观念，因为各种历史证据总是需要具有观念的人来解释的，因此，简单的历史问题会引出复杂的立场问题，因而历史证据的解释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本文的讨论也不例外，它所涉及的问题，第一个是，中日文化交涉史上的这一问题能在日本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而且争论能够延续80年之久，是否说明历史性的学术话题背后，始终有现实性的政治因素？第二个是，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有如此巨大的评价差异，显然背后有不同的立场、心情和思路，那么，日本的“中国学”是否首先应被看成“日本学”？第三个是，面对文化交涉中的这些话题，中国学者是否能够“同情地了解”日本学界，并反身回看自身的学术史，对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深入的理解？ 一、二福论争，争什么 关于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和天皇制度的话题，不妨从1980年代所谓的“二福论争”开始说起。1982年3月，东京大学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福永光司教授出版了新著《道教与日本文化》，① 批评日本学界一直否认中国道教的影响，总把神道教说成是日本土产，同时，他在日本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之后，再次在非常敏感的“天皇”名称上，提出“天皇”这一称号实际上来自中国道教，这对于根据日本古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传说而形成的“万世一系”天皇神话，实在是相当严峻的挑战，正如他的另一部著作《道教与古代日本》封面的腰封上标榜的那样，这应当被视为“日本古代史像的转换”。 什么是“日本古代史像的转换”？人们都知道，自从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大领域（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国家、佛教）以来，日本学界大体上都承认，在日本史中这一部分“中国元素”的存在。但是，传统的日本学界在古代史上还有两个关乎日本文化主体的地方似乎不易动摇，一个即日本文化是独立文化，它有着丸山真男所谓恒久不变的“古层”，② 这是日本民族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所在；一个是神化的“天皇”历史，尽管有九州岛上“汉委奴国王”金印和古坟时代壁画的发现，但是，传统日本观念世界基本上坚持天皇万世一系，天皇包括制度、称号、神圣家族是纯粹的日本产物。在日本古代史中，这两点是不易动摇的，因为任何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会引出这样的结果，即在小野妹子奉命出使隋帝国，用了平等身份的“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说法之前，是否日本一直在中国文化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在日本确立自己神圣的独立国家与自主文化之前，是否一直在模仿着中国文化？ 在这里，学术研究与国民感情、历史问题与民族立场、客观与主观之间似乎开始出现了复杂的纠结。福永光司这部书出版当年，就受到了早稻田大学教授、著名道教学者福井文雅的强烈质疑，他在日本最重要的道教学会刊物《东方宗教》第60号上发表书评，迂回地批评福永光司对“道教”定义不清，指出在关于“天皇”等问题上，福永光司没有提到津田左右吉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福永光司在次年（1983）的《东方宗教》第61号上，以《津田左右吉博士与道教》为题，回应福井文雅的诘问，并正面提起了津田左右吉的研究，这样，关于道教、神道教的论题便正面涉及了天皇的称号与制度。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