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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学家加入论战：宫崎市定的说法 通常，中国研究者比较愿意接受“中国道教影响日本文化”，包括“天皇称号来自中国”这样的说法，比如严绍璗在《日本中国学史》中，就认为“天皇”来自道教，而从天皇观念中“可以觅到早期道教文化传入日本的痕迹”，他沿用福永光司的说法，认为天皇传说中有关镜、剑、玉的信仰痕迹就是道教影响的证据。他还顺便说了一句，在日本，早期最高等级的政治称号可能先是“大王”，7世纪初才逐渐确立“天皇”的观念。(38) 说到“大王”，就必须要提及宫崎市定的研究。作为一个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而他对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同样常常来自日本本土。不过，他一方面尊重历史资料，不轻易否定日本文化中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也比较倾向否认中国道教的直接影响，而比较愿意承认来自印度佛教的间接影响。1978年，出于对当时日本学界关于古代“天皇”称号之前用“大王”称号的说法的怀疑，他重新对这一涉及日本和中国的历史纠葛，作了详细的研究，并在当年岩波书店著名的《思想》杂志4月号发表了《关于天皇称号之由来》的考据文章。他指出，日本确实有一些关于古称“大王”的资料，比如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藏画像镜铭文、法隆寺金堂金药师佛光背铭等等，但称“大王”的时代大约是5、6世纪，当时中国仍然是沿袭古代，所谓“大王”只是尊称而不是正式称号，日本也应当是沿用汉文中的习惯用法而已。 但是，同时他又提出一个猜测，他觉得东亚诸国曾经流行“天王”的称号，尤其是在4—5世纪，在中国北方政权如石勒等人，就用这个称号，他们试图用这个来自佛教的称号复活古代制度，从“王”升格为“天王”。因此，在那个中国最流行“天王”的时代（天王冯弘之燕国灭亡在436年，相当于日本允恭天皇二十五年），日本有可能经过百济、高句丽的途径，受到中国的影响，把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王”升格为“天王”，再由“天王”升格为“天皇”。他从宫内省图书寮古本《日本书纪》中发现，有两处原本是“天王”的地方，后来均改作“天皇”。他推断古代日本在制度上用“天王”称号当在雄略天皇前后，即所谓倭之五王时代，而转用“天皇”则在圣德太子摄政的推古时代了。 为了证实这一论断，他既研究了日本的“七支刀”，研究了印度佛教的“毗沙门天王”，也研究了中国北朝时期流行的天王称号，他觉得从这些历史证据来看，津田左右吉的说法有问题。(39) 津田左右吉曾经否认“天王”这一称号的使用历史，始终希望在道教诸神中发现日本天皇的渊源。宫崎市定对此相当不以为然，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五胡十六国”的天王称号可能曾经影响过日本，因为从圣德太子之后，日本与中国开始有直接国家交往，称号问题便会提上日程，迫使日本寻找合适的称号，来自印度佛教的“天王”称号可能就被借用；另一方面他否认津田左右吉的道教影响说，他质问道：“这一说法的前提，是日本深受道教与道教习俗的影响，但是这是可靠的吗？确立一国主权者的称号，乃国家之大事，后来因为是否采用佛教语词，曾引起国家分裂和纷争，那么为什么当时采用道教的神名，却没有人来反对呢？”(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