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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社会性别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增强、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发展，西方古典妇女史在研究的对象、视角、范围和方法等方面的变化逐渐加快。[8] 从研究对象来看，西方古典妇女史家研究的对象把目光从上层和贵族妇女，逐步扩大为全体妇女。在继续研究知名妇女和上层妇女的同时，她们开始努力关注女奴、女工、妓女和外邦女性等下层和边缘女性的状况，并注意到古典世界中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有关古希腊罗马上层和贵族女性的资料要比下层和边缘女性群体的资料多得多，因此，研究前者的著述是十分丰富的。例如，澳大利亚古典学者苏珊·迪克松著的《罗马母亲》一书，主要研究公元前2世纪早期到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城公民母亲的角色，包括她们的法律地位、遗产继承、母亲与子女的关系等。[9]作者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人们头脑中慈母严父的传统观念，说明了罗马公民女性不但在家庭中享有一定的权威地位，而且在子女教育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她还撰写了《科尔奈利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一书，讲述了作为完美的罗马女性典范科尔奈利娅的生平，展示了这位贵族主妇在一个政治动乱的时代对其政治家儿子们的影响。[10]加拿大古典学者安东尼·巴雷特撰写的《利维娅——罗马帝国第一夫人》是研究奥古斯都的妻子、皇帝提比略的母亲利维娅的专著，[11]介绍了利维娅的生平，并根据其不同的身份阐述了其多面的形象，分析了她对当时罗马政治生活和皇帝家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该书主要着力于介绍利维娅的生平，缺少更为深刻的解释和评论。 与此同时，古典妇女史家也在不懈地试图重构古希腊罗马下层妇女的历史。早在1981年，美国古典艺术史家纳塔莉·坎彭就出版了《形象与地位：奥斯提亚的劳动妇女》一书。作者根据在古罗马一个港口城市奥斯提亚发现的浮雕、纪念碑等可视的艺术形象资料和法律、文学及铭文等书写资料，重构了这个城市劳动妇女的劳作与生活状况，并对她们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2]在过去的西方古典史著作中，劳动妇女是被历史遗忘的群体，即使在以往的古希腊罗马妇女史著作中，也鲜有专门描写劳动妇女的作品。1995—1996年，奥地利古典学者沃尔特·斯奇德尔发表的论文《希腊罗马最沉默的女性：古代世界的乡村劳动与女性生活》，介绍了古希腊罗马女性参与农业劳动的情况，让读者对她们的生活与劳作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3]1998年，桑德拉·乔塞尔和希拉·默纳汗主编了论文集《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女性和奴隶》。在这部论文集中，作者们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作品、法庭演说和家庭状况的研究，分析了女性和奴隶这两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揭示了西方古典世界的父权制与奴隶制社会的实质。[14] 对于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的妓女，西方古典妇女史家也给予了重视和关注。2003年，美国古典学者德布拉·哈梅尔出版了《审判尼伊拉：古希腊一个妓女不体面生活的真实故事》一书，重构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一名因与雅典公民结婚生子而受到审判的高等妓女尼伊拉的悲惨人生故事，说明了这一审判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当时雅典社会的法律制度和妓女的低下地位。[15]2006年，克里斯托弗·法劳内和劳拉·麦克卢尔主编了论文集《古代世界的妓女与交际花》。作者们依据丰富的法律、宗教、文学和艺术资料，考察了从两河流域文明到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古代世界的妓女和性贸易。全书分为“卖淫与神圣”、“卖淫的法律与道德话语”和“卖淫、喜剧与公共表演”三部分，重点研究了古希腊罗马妓女的生活及其形象。[16] 从研究的视角和路径来看，社会性别(gender)成为西方古典妇女史家重构古希腊罗马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1986年，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在其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指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它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表明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17] 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和其他妇女与性别史的研究者一样，不再满足于使女性有历史，而是着力于考察使男女两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性别制度。1992一1994年，由法国著名学者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其中，由法国古典学者保利娜·潘特尔主编的第一卷，考察了古代西方妇女的状况。该卷的作者们选择了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来理解古希腊罗马妇女的处境，说明了为什么男女两性关系的历史是西方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8] 1995年，英国古典学者休‘布伦德尔出版了《古希腊的妇女》一书，她依据丰富翔实的文学、艺术和法律资料，描述了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女性的生活；并根据古希腊戏剧、哲学和雕刻的资料，分析了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妇女观。社会性别是作者建构古希腊妇女史的重要视角和分析范畴，她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男性的妇女观是值得研究的，通过考察男性为女性建构的角色以及形成这些观念的社会性别差异制度，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男权社会的文化动力。[19] 社会性别的理论与视角使得古典史家能够更加深刻地分析西方古代男权社会的本质，了解形成古希腊罗马世界两性关系和性别制度的社会文化根源。在后现代主义等当代理论思潮的影响下，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一些西方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例如，1996年，斯科特在她主编的《女性主义与历史》的序中，强调了研究“差别”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政治、宗教等差异的交叉互动关系，并指出对妇女史的研究不应仅限于社会性别上。[20]与此同时，不少西方妇女史家还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两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认为男女两性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别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许多西方古典妇女和性别史学者在继续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研究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同时，也注意到男女两性两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缺陷，开始强调古代性别体系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并对女性不同群体之间以及性别观念与性别实践之间的差异给予更多的关注。 古希腊罗马人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仅取决于性别，而且取决于其阶级和种族等因素，女性的状况是由性别、阶级等多重主体身份决定的。2007年，美国古典学者伊芙·德安布拉出版了《罗马妇女》一书，作者从性别、身份、婚姻、家庭、职业和公共生活等不同方面考察了古代罗马不同阶层妇女的状况。在该书中，作者明确指出决定古罗马妇女生活状况的最关键因素是其社会身份。在古罗马社会，身份通过根据人们的出生与财富划分的阶级制度而形成。精英阶层的女性和其丈夫一起在重要的国事场合露面，为丈夫的政治活动出谋划策；并参与宗教祭祀活动，或担任女祭司，或成为城镇的捐助者和需要帮助的公民的庇护人。她们的功绩获得尊崇，其大理石雕像被竖立起来，雕像的底座上铭刻着她们的荣誉与头衔。[21]可见，古罗马的上层女性之所以地位较高，主要还是由于她们所属家庭的阶级地位，在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状况时，不能忽略阶级等其他分析范畴。 古希腊罗马妇女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她们彼此问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异。2007年，美国古典学者琼·布雷顿·康奈利出版了《女祭司肖像：古希腊的妇女和仪式》一书。[22]该书利用丰富的文献、铭文和考古资料，考察了古希腊担任宗教职务的女祭司的状况。作者强调古希腊妇女生活经验的差异、个性和复杂性，认为该书所研究的古希腊女祭司群体是一些享有特权的人，她们的地位与社会中下层女性有很大差别。古希腊女祭司能够运用社会和文化的资源，在希腊城邦的宗教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享有很高的荣誉。 古希腊罗马妇女的身份地位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流动的。2011年，艾莉森·格莱兹布鲁克和马德琳·亨利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娼妓》的序言中指出：古希腊妓女的身份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妓女可以从被奴役的奴隶妓女变为某个男人的妾，或者变成一个自由的代理人，甚至会成为富有的高等妓女。普通妓女(pornē)和高等妓女(hetaira)这两个词在古希腊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也是可以互换的。[23] 西方古典学者对于以往的妇女史研究中把性别关系和性别分工绝对化的某些做法进行了反思。一些西方古典妇女和性别的研究者对简单地划分男女两性生活空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苏珊娜．斯宾塞·伍德认为，把西方古典世界绝对地划分为男性的公共领域和女性的私人领域的做法，既忽视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忽视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贡献。[24]1999年，美国古典学者玛丽莲·戈德堡在其文章中也批评了文化上社会性别两元对立的划分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忽略了妇女的阶级、年龄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作者以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说明，在区分性别使用和功能方面，古代希腊家庭空间的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她指出，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男人可能都会离家外出务农或者从事政治活动，把房子留给女人们做活，女人们也会和男人一样地使用庭院空间。她认为，考古发掘表明，古代雅典住房没有明显地带有为男性会饮专用房间的特征。[25]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西方古典妇女和性别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内容不断丰富。近年来，除了通史性的妇女史著作外，古典学界还出版了不少有关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法律、妇女与文学、妇女与生育、妇女与宗教等专题性的著作。 1992年，加拿大古典学者理查德·鲍曼出版了《古罗马的妇女与政治》一书。该书阐述了罗马妇女在政治、权力机构和公共事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试图说明罗马妇女虽然没有权利担任职务，也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她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6]1989年，英国古典学者与人类学家罗杰·贾斯特出版了《雅典法律和生活中的妇女》一书。该书是一部从法律着手，研究雅典妇女史的力作。作者以扎实的史料为据，阐述了雅典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与状况。[27]美国古典学者朱迪丝·伊文思·格鲁布斯主编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女性与法律》一书，[28]是从法律角度研究罗马帝国时期女性状况的史料集，它涉及当时罗马女性的婚姻、离婚以及寡居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我们重构帝国时期罗马女性的日常生活图景提供了帮助。 美国古典学者弗洛玛·蔡特林是研究古希腊女性与文学的专家，其论文集《扮演他者：古典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性别与社会》收录了她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撰写的有关古希腊妇女与文学的论文。作者依据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以“性别与范例”、“性别与身体”、“性别与自我”和“性别与模仿”四个主题，对古希腊人的性别观念和男女两性的性别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文学中和现实中女性角色的差别。[29]美国古典学者海伦妮·P．福莉则着重从古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角色人手分析古希腊社会的两性关系，2001年，她出版了《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行为》一书。在该书中，她提出，古代希腊人为后来的西方文化留下的遗产之一是对男女两性的认识：即女性是自然的、非理性的、被动的，活动在家庭或私人领域中的；男性是文化的、理性的、主动的，活动在公共领域中的。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公开地表达着这些主张，强化了这些刻板的性别观念。[30]在她看来，尽管希腊悲剧中出现过与现实生活中完全相反的女性形象，这只是女性在虚拟世界中对男性的的模仿，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变化。海伦妮·P．福莉对于古希腊妇女与文学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人们从文学描述的背后探讨古希腊人的性别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与当时城邦社会发展的关系。 女性和生育问题也是近年来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关注的课题之一。1994年，美国古典学者南希·德曼德出版了专著《古代希腊的分娩、死亡与母亲》。作者依据大量的医学、文学、墓葬纪念物和碑文资料，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古希腊生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涉及女性的生命历程、分娩、流产、有关生育的宗教仪式、城邦对生育的态度、母亲与孩子，以及妇女疾病的治疗等问题，[31]对人们研究古希腊女性与生育、古代医学以及古希腊社会的性别关系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宗教在古希腊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通常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女性，往往被包括在家庭和国家的宗教生活之中，研究女性与宗教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古典妇女的地位与状况。1992年，美国宗教史家罗斯·克雷默在《她对神恩的分享》一书中，根据丰富的原始资料，重构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异教、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女教徒的宗教生活，分析了她们在宗教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该书被看作是有关古希腊罗马女性文化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受到了广泛好评。[32]1996年，英国宗教史家德博拉·索耶撰写的《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女性与宗教》一书出版。作者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考察了罗马帝国时期妇女的不同宗教体验，探讨了她们在古典传统宗教、古代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所起的作用，对古典性别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33]1998年，布伦德尔和威廉森主编的《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一书问世，该书以大量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女性在古希腊城邦的宗教生活和祭神仪式中的重要性。[34]古罗马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是古罗马妇女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在古罗马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6年，丹麦古典学者罗宾·罗什·魏尔德方出版了专著《古罗马的维斯塔贞女》。[35]作者依据丰富的古典文献资料，在吸取当代学者对维斯塔贞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维斯塔贞女的宗教和社会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维斯塔贞女的情况。[36]2008年，美国古典学者夏洛特·A．塔卡克斯出版的《维斯塔贞女、女预言家和主妇》一书，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古罗马妇女在宗教领域中的作用。[37]该书依据丰富的文献和铭文资料，说明女性通过担当维斯塔女祭司和其他女祭司等职责职务，以及参加仁慈女神节等旨在保证农业丰产的宗教节日与仪式，在古罗马人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古希腊罗马妇女在埋葬死者的宗教仪式中也十分活跃。近年来，西方古典学者利用考古学、图像学和文学等多方面的资料，对古希腊罗马人的丧葬仪式以及女性在这些仪式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1998年，卡伦。斯蒂尔斯撰写的论文《性别与雅典的死亡仪式》阐述了男女两性在雅典死亡仪式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分析了女性参加哀悼活动的原因与社会意义。[38]2002年，马修·狄龙在其撰写的《希腊宗教中的女孩和妇女》一书中的第九章，也探讨了古希腊妇女和丧葬仪式的问题；对斯巴达、雅典、德尔菲、尤利斯等城邦和地区的女性哀悼活动，以及希腊陶瓶画上描绘的这些仪式的情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描述了男女两性在悼念活动中表达对死者感情方面的差异。但是，作者对于古希腊女性参加丧葬仪式的宗教意义和心理因素缺乏比较深入的分析。[39] 西方古典神话是古希腊罗马宗教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古典妇女史家研究古希腊罗马社会性别关系和女性状况的重要资料。在古希腊男权社会中，神话常被用来规避或者否认是由妇女来生育众人，把人类繁殖生育的生理事实改写成了其他奇异古怪的模式，从而重新定义父亲和母亲在形成亲属关系中的作用和其在决定公民地位中的作用。布伦德尔在《古希腊的妇女》一书的第一部分中，提到了雅典娜出生的故事，分析了她在《奥瑞斯提亚》戏剧中扮演的维护父权社会原则的角色，指出神话中雅典娜的降生保证了宙斯政治统治的稳定，并使家内的父权控制合法化。[40]法国古典学者尼戈·洛侯曾经因为撰写关注古代雅典葬礼演说对城邦政治作用的《建构雅典：古典城市的葬礼演说》一书而蜚声西方古典学界。1984年，洛侯以法语出版了《雅典娜的孩子们：雅典人关于公民权和性别区分的思想》一书，1993年该书的英译本出版。在这部书中，作者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和丰富的神话资料，探讨了城邦背景下雅典人的公民想象和性别分工的理念。该书因其在概念和布局上非凡的独创性和关于雅典人政治思想与性别观念方面的深刻思考，引起了西方古典史家和妇女史家的关注，出版后很快就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蔡特林认为，该书摒弃将男女两性简单的一概而论或者将其始终对立起来的方法，指明了一条灵活而又细致深入地了解文化动力的道路。[41]此外，西方古典学家出版的妇女史研究著述还涉及妇女与家庭、妇女与财产、妇女与劳作、妇女与性道德等不同主题。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日益显示出方法多样的特征，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趋势，它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也在进一步加强。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广泛搜集文学、哲学、法律、考古和艺术史等方面的资料，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古希腊罗马两性的关系和妇女的状况，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西方古代社会与文化的理解。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对西方古典学和古希腊罗马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产生了影响。美国学者菲利普·索尔特的《赫拉的荣耀》首次出版的时间是1968年，并于1992年再版。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通过对赫拉克勒斯神话的探究，考察了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性别冲突的心理学渊源。索尔特认为，古典时代雅典男性所感受到的焦虑可追溯到母子关系：雅典人的母亲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中，她们羡慕男性的特权和权力，往往把她们的孩子作为发泄消极情感的对象。母亲们激励自己的男孩去获得成功，之后却去惩罚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这种矛盾的情绪导致了男性的过分自信但又缺乏安全感。他们对女性充满了既害怕又憎恶的感情，往往通过对社会地位无止境的追求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42]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古典学者，尤其是妇女史家更加注意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女性和性别关系问题，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出版了更多相关的著作。1992年，英国学者里尔·坦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的修订版中，分析了被丈夫冷落的雅典公民妻子们对其儿子们的心理，认为她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感情直接寄托在她们的儿子身上，有时过分宠爱儿子，有时又把儿子大骂一通，以便维持这种情景。结果，一代又一代男孩长大后都具有这种信念，即认为妇女是无法预测的，只要有可能，最好是避开她们。[43] 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古典学，尤其是古典神话与妇女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理论把各种文化视为一种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其方法特征是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共时性。《黑猎手：古代世界的思想和社会形式》一书是法国古典学者皮埃尔·维达尔一纳奎特的论文集，它收录了作者撰写的15篇论文，修改后于1981年以法语正式出版，五年后其英译本问世。作者运用列维·施特劳斯关于古希腊社会的观点，以结构主义方法探讨了“时间与空间”、“青年与战士”、“女性、奴隶与工匠”和“城市、想象与现实”等重要主题，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的关注和赞誉。在《传说、神话和乌托邦中的奴隶制和女性统治》一文中，作者通过分析斯巴达和雅典不同的神话与传说，说明了斯巴达女性和雅典女性地位的差异，阐述了古典时期妇女没有投票的政治权利以及依附于男性的状况，重构了以男性公民为中心的雅典民主政治和婚姻制度。[44] 1982年，美国古典学者佩奇·杜波伊斯在其著作《肯陶洛斯和阿马宗人：女性和生命链条的史前史》一书中，运用结构主义人类学、符号分析等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神话、戏剧、雕塑、建筑和陶瓶画等丰富资料的运用，说明从公元前5至前4世纪古希腊人两极对立的差异性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分析他们怎样看待自我与他者，怎样区分男性与女性、希腊人与蛮族、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并如何形成了男尊女卑和希腊人优于蛮族人的思想。[45] 瑞士古典学者克劳德·卡拉姆的《古希腊的少女歌队：她们的形态、宗教角色和社会作用》一书对古希腊少女的研究也运用了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的方法。该书最初于1977年以法文发表，其英译本由作者做了多处修改后于1997年正式出版。作者阐述了古希腊歌队的构成、活动、仪式和作用，并通过对斯巴达古风时代诗人阿克曼(Alcman)的“少女之歌”的考证，考察了仪式性的歌队表演对古风时代希腊社会中少女的社会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6]该书对于古希腊社会文化史、妇女史和宗教史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有评论者认为它是20世纪后期古典学界的杰作之一。[47] 修辞学的方法也被运用到对古希腊罗马女性状况的研究中。美国古典学者马德琳·亨利在有关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的伴侣阿斯帕西亚(Aspasia)的材料中，发现了修辞学对于文献资料产生影响的典型例子。1995年，她出版了《历史的囚徒：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和关于她的传记传统》一书，对修辞学对其形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根据当时的资料，人们得知阿斯帕西亚是伯利克里的情妇、高级妓女和鸨母。喜剧诗人甚至断言在阿斯帕西亚的请求下，伯利克里发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柏拉图的对话录《美涅克塞努篇》声称，她是城邦葬礼演说的创始人。据说，她还是苏格拉底的老师。然而，亨利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材料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真正的阿斯帕西亚”，而是男性作者眼中的一种文学类型人物。她指出，实际上，所有的关于阿斯帕西亚的可靠信息都来自于一篇公元前4世纪的葬礼铭文，这或许是她的旁系后裔为纪念她而建造的碑铭。在古代的材料中，应用于阿斯帕西亚身上的关键词就是恶言谩骂。[48]美国古典学者桑德拉·乔塞尔在其论文中分析了另外一个成为充满敌意的材料的牺牲品的古罗马女性——梅萨利纳(Messalina)。作者采用修辞学的方法揭示出她在塔西佗的描绘中作为“罗马帝国话语的一个符号”的角色，即她的腐败和堕落取代了皇帝在家庭内和帝国中的权力。[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