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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剑桥大学官网刊登了一则名为《研究人员称尼安德特人可能感染非洲智人携带的疾病》的报道，该报道称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系的夏洛特·胡德克罗夫特（Charlotte J. Houldcroft）等学者提出，走出非洲的智人携带的热带疾病或其他病原体导致了尼安德特人的灭绝。这个新观点的出现，给“尼安德特人灭绝原因”这一本已拥有诸多假说的问题又增添了一个解答角度。不过在此报道中，作者措辞谨慎，并没有提到此观点拥有绝对的证据，而是用“可能、也许”这样的字眼来表达研究的假说性质。那么，史前史研究领域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假说性研究？现有的各类具有假说性质的理论是否有学术价值呢？ 研究特点促使假说性研究出现 在史前史领域，除了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外，鲜有其他关于史前社会的文献记载。人们对史前社会的理解和判断往往成为一种重建或者构建的过程。一方面，史前考古的成果成为了史前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时间上的巨大间隔以及文献的缺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前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往往会结合已有的考古材料和现有的社会现象提出各种假说，这些假说有的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理论，有些还仅仅停留在假说的状态。比如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多地连续演化说”（Multi-Regional Evolution Hypothesis）和“晚近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 Hypothesis）已经先后成为揭示人类起源的主流理论。 近年来，随着各种新技术手段的出现和地质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介入，史前史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出非洲的智人携带的流行疾病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假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研究视角新颖、一般不以传统的石器和地层沉积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大多采用高新技术手段、不少研究者并非历史学者或者考古学家，且研究团队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背景明显。这些跨学科研究为史前史领域带来了不少新成果和新概念，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保罗·S. 马丁（Paul S. Martin）就第四纪巨型动物大规模灭绝事件提出的“过度猎杀假说”（The Overkill Hypothesis），一度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对于自然界及其他物种的巨大影响力。这类研究对于增进当前人们对于史前社会的认识大有裨益。 此外，基于丰富理论和经验的假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和罗伯特·布莱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等考古学先驱在提出农业起源假说时并没有太多考古材料的支持，但这些假说对于研究农业的起源依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假设不可过于随意 虽然史前史研究领域待解答的疑问瀚如烟海，虽然专业历史研究领域有时需要运用假设方法，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假设方法的运用一定要谨慎。史前史研究离不开考古材料等实证支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史前史领域的很多细节尚未可知。任何人类化石和考古材料的发现都会增加新的知识与认识，将人类演化的早期历史构筑得更加清楚完整。”有学者表示，在史前史的许多分支领域，基础材料尚且不充分，在此情况下开展的部分假说性研究及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前文提到的尼安德特人因感染非洲热带流行疾病而灭绝的假说，虽然谈不上谬误，但是理由并不充分。剑桥大学的报道中显示，这一假说的考古材料建立在对古代人类骨骼的基因研究基础上，“有证据表明非洲智人从非洲其他人科动物身上感染过病毒，也有证据表明非洲智人曾经与尼安德特人混血，并且与其有过与疾病有关的基因交流。所以，假定非洲智人可能将疾病传给尼安德特人也是说得通的”。可见，虽然这一假说从逻辑上并无漏洞，但是尚且缺乏对尼安德特人从非洲智人身上感染疾病的直观证据，将流行疾病定为其灭绝原因还缺乏更多的实证支持。因此，此假说采用的科学原理虽无不妥，但是其掌握的事实材料并不充分，尚需学者们进一步实证研究。因此，史前史研究中的假设不可过于随意，丰富的假说固然对学术发展有益，但是它们必须以较为充分的实证为基础，这样才可具备长久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闫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