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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李学勤等学者曾经从全局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进行过总结，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考古学是其中进步最显著的学科。这个判断和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总体来说，目前考古发掘的规模和基本情况与中国辽阔的国土、自传说时代（石器时代）至今绵延不断的历史是基本吻合的。从考古材料和考古学文化角度看，重要的缺环、空白已经较少；史前考古学文化至夏商周及其以下的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 突破“研究滞后” 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时间段是史前—夏商周时期，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各时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二是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从史前至夏商周—秦汉的贯通。但是目前，尤其是史前时期，除了物质文化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历史都是研究的薄弱环节。 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自西方引进。苏秉琦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并用于指导发掘和研究，可视为对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他关于古代国家和社会、文明起源的理论或认识，还在探索和检验过程中。当前，考古学研究还存在两方面明显不足。 其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及考古报告出版滞后。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国家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已出版与未出版报告的比例“当在对半开或者四六开”。据公开发表资料推算：1984年后，国家审批发掘项目年均500—600项，粗略算来，总共有近2万项。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未经国家审批的发掘项目，“其数量不在少数”；二是1980年以前的30年间，也有部分发掘项目未出版报告，如1959—1973年先后进行14次考古发掘的阿斯塔那古墓群，1972—1973年两次发掘的草鞋山遗址等。加上后两种情况，目前未整理、出版报告的发掘项目当在1万项左右，其中80%以上属于“陈年老账”。 其二，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滞后。古代纹饰自旧石器晚期、新石器初期萌芽，到新石器中晚期距今7000—4000年间，以彩陶纹饰、玉器纹饰为代表，达到第一个高峰；夏商周时期，以青铜器纹饰为代表，达到第二个高峰；春秋战国至秦汉，则成为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丝帛等各种不同类型器物纹饰的大汇聚时期。秦汉以降，纹饰发展趋于稳定普遍，逶迤、绵延不绝。 古代纹饰浩如烟海，但迄今却少有从科研角度进行的系统整理、出版，系统研究与解读则更为稀见。因受考古学理论、方法所限，长期以来，纹饰主要是物质遗存研究的一个附属物。实际上，无论彩陶纹饰还是青铜器纹饰，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大过器物本身的文化信息。器物、纹饰、文字文献可视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启动、并行不悖的古代文化文明传承的“三驾马车”，而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于其他二者。 抢救“文化遗存” 考古学虽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但长期以来，其研究对象和范畴不仅限于物质遗存，还有“文化遗存”。 古代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畴无非三个方面：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用“文明”说，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用“文化”说，就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同时，还必然包括史前时代与历史时期的关系，与相关地域和民族的关系，与文献及有关神话传说的关系。考古学和古代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无非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研究清楚了，古代社会、古代史也就大体上清楚了，所谓文明起源、国家起源自然也清晰可循了。 根据难易程度和相互间的学理、逻辑关系，上述研究范畴和任务的排序应该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文明起源；考古学（考古材料）→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神话与传说）→文明起源。所谓“古代文明起源”，具体到某个民族、国家，如“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无非是这两方面研究的合流和其最核心的追求之一。 除了根据物质遗存来了解和推测史前精神文化，更需读懂史前刻画纹饰和遗迹；而民族历史和文化，溯其源流，除了有关文献和神话传说，也需读懂相关纹饰和遗迹。即古代纹饰释读和研究是上述所有研究范畴和任务中关键的一环。 由于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于器物研究和文献研究，它必然影响考古学、历史学在主要研究范畴和任务中预期目标的实现；由于发掘资料整理及考古报告出版的滞后，它不仅会对整个古代研究、史前研究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考古遗产、中华文化遗产的灾难——发掘资料积压多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无法整理、出版，可能导致其学术价值锐减，甚至资料报废。因此，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当务之急，应是对已发掘而尚未整理资料、出版考古报告的上万个项目的发掘资料进行抢救性保护整理和出版。 建立科研平台 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考古遗产抢救性保护工程。2006—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和督察下，全国编辑出版考古报告200余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因此赞扬考古界“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整理’的局面，考古资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显著提高”。但相对于每年五六百项的发掘项目，相对于已积压的近万项的考古发掘项目，形势依然严峻。 那些已积压的发掘项目的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相当繁重，也相当重要，绝大部分属于抢救性工作。国家应该将其当作文物考古界、遗产保护领域的抢救性重大文化工程来对待，通过调整相关法规、政策和激励措施、办法，协调组织全国文物考古界以及大学相关专业的力量，力争及时解决，不留下历史性遗憾。 同时，至少十年内应暂停主动性发掘项目的审批——即便如此，每年仍有四五百项基本建设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产生，未来十年必须完成的考古项目资料整理和出版工作依然繁重不堪。保守估计，大部分仅发表简报资料，需要出版考古报告的每年也将有数百项。这是一个庞大、艰巨的工程，需要文物考古界全力以赴。 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应引起学界充分重视。从古代纹饰的重要性、体量和研究难度来看，全国应该有一批相应的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等科研平台。尤其是古代纹饰资料系统整理、出版这种基础性工作，应该有组织、有规划地循序开展。但目前，这些工作和平台建设都还没有开始。 古往今来，重要学问和理论大都源于未知领域。古代纹饰研究无疑正是这样的未知领域，而且全世界的古代纹饰研究都是如此。中国考古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走在前列，古代纹饰研究是一个可能的机会。这也是学术界应该重视的理由。 国家应该对考古遗产和古代研究加大投入。由于近30来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性全面铺开，深埋地下千年、万年累积的中华文化遗产得以全局性发掘。这些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永久的骄傲，以及未来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资源与不竭动力。与此同时，它们也给全国文物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一些积重难返的难题。因此，建议国家从人才培养、使用到遗产保护、研究，继续加大投入，保障足够的人财物顺利开展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不负时代所托。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