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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虽然永恒的罗马观念在西部帝国解体后仍然保留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变化。实际上，随着罗马历史的推进，这种观念也不断得到调整。 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在字面儿上虽然以罗马城为对象，但它在人们观念中更多是指代整个帝国和皇帝的统治。罗马是帝国的首都，是元首或皇帝统治机关的所在地。公元3世纪危机之前，帝国的重心在意大利本土，罗马是独一无二的中心。随着罗马与各蛮族战争的加剧，帝国东部边疆的重要性凸显。为了应付频繁的边患，帝国的皇帝们也常驻边疆。在这种形势下，罗马作为首都的地位开始下降，许多元首在位期间很少甚至不到罗马来。四帝共治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削弱了罗马的重要性。随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迁都新城，帝国重心东移彻底实现。罗马虽然仍是西部帝国的都城，但并不长久。公元4世纪末，在蛮族侵袭的浪潮中，西部帝国的都城先迁米兰，再迁拉文纳，罗马则成为名副其实的故都和废都。与此相对应的是新都君士坦丁堡，它不但取代罗马成为帝国的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且被称为第二个罗马或新罗马。新罗马与旧罗马一样建在七个山头上，分成十四个区，其建筑设施完全仿照罗马城，这里的居民享受与罗马城居民一样的特权。帝国的臣民甚至用“城市”一词指代它，而这曾经是罗马城的专称。罗马的永恒之城的称号虽然仍在沿用，但对罗马城而言，其实际意义是在不断减弱的。永恒的罗马理念的象征逐渐转到了君士坦丁堡身上，尽管它并没有直接用永恒之城的名号。它通过第二罗马或新罗马的称号，继承和延续了帝国永恒的内涵，因为作为新的首都，它将与皇帝的统治一起永久存在。这种转换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罗马城在经历了阿拉里克和盖萨里克等蛮族的劫掠后，“永恒的罗马”等字眼儿仍然存在，也可以说明为何公元476年罗马人的皇帝罗慕路斯被废黜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他们看来，罗马并没有灭亡，灭亡的是旧的罗马，它的生命在新罗马那里得到了更新，罗马政权和皇帝仍然存在。 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在古典后期不但没有消失，恰恰相反，这种观念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是其不断调整的第二个方面。 永恒的罗马的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罗马信仰基础之上的。罗马人所获得一切包括帝国的和平都被视为罗马诸神保佑的结果，是诸神对罗马人虔诚敬神的回报。罗马传统的信仰是多神教，这种多神信仰随着基督教在帝国的兴起逐渐受到挑战。基督教是一神教，把多神信仰斥为迷信和偶像崇拜。虽然最初的基督徒并不反对罗马的统治，但在对帝国的认识与定位上并不高。在早期基督教的文献中，罗马被视为新巴比伦，是邪恶的代表和化身。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沿用了《旧约》、《但以理书》中的帝国演进理论，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成四大帝国，罗马及其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则普遍被视为最后一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和基督的敌人，它将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临而灭亡，世界也随之进入末日。 不过，基督教这种认识随着帝国对教会态度的转变出现了变化。在经历了公元4世纪初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后，基督教在公元313年获得了合法地位。君士坦丁依靠基督教的帮助独享罗马政权后，更是采取大力扶持基督教的政策。他本人则在去世之前受洗入教，成为第一个受洗入基督教的罗马人皇帝。到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基督教由合法的特权宗教上升为国教。在这种背景下，教会内部的神学家开始重新定位罗马帝国。与以往不同的是，罗马帝国不再是基督的敌人，而是上帝医治世界分裂的工具，罗马的和平是救世主降临的准备，是基督教信仰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许多教会神学家看来，罗马帝国与耶稣基督开创的未来王国之间存在积极的内在关联，皇帝成了教会在尘世的代理与保护者[12]。虽然基督教神学家对于罗马帝国在上帝计划中的角色与地位有不同的观点，但在罗马将与世界相始终这一点上是没有异议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在赋予罗马崇高的现实和宗教使命的同时，还把它神圣化了，使得永恒之城又多了一个“神圣之城”称号[13](P49—60)，从而使二者合为一体，大大强化了其合法性基础。 罗马帝国后期对于永恒的罗马观念的调整并非偶然，除了现实因素之外，罗马人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罗马的传统中，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一方面，罗马人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非常强调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区别，非常强调血统和出身的重要性。罗马人垄断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这种特点也渗透到罗马人内部组织中。罗马人内部政治资源的分配是按照血统加财产的原则进行的，在法律上有着明确规定。不同等级所具有的政治权限和地位不同，不能逾越。这使得公民内部各等级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封闭性。正因如此，罗马人长期不愿意开放公民称号；另一方面，罗马人在实践中却又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罗马人通过授予公民称号或元老称号等方式，奖励那些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这就为非罗马人或外国人成为罗马人创造了条件，也使罗马人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这类的例子非常多。此外，通婚和过继等方式也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马的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种特点在帝国时代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元首和皇帝家族里面。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罗马人对自己的神情有独钟，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群体，但他们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排斥异教信仰。随着帝国的发展，异教信仰的成分也被纳入其中，并冠以罗马人的宗教或信仰的名义。可以说，这种二重性特点是罗马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其长期保持活力的必要前提。 就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观念而言，也是如此。一方面，它是相对封闭的、不变的。虽然经历了包括罗马陷落和政权覆灭等巨大灾难，这种观念仍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呈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在帝国重心转移、宗教信仰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其具体表现方式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