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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大庆(1969-)，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 主持人：杨共乐 [主持人语]古代世界各文明转型时期的历史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对古希腊、罗马等若干转型时期的历史现象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王大庆分析了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面临的困境与趋势，指出陷入危机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像共和末期的罗马那样建立帝国的条件和动力。杨共乐分析了经济因素在罗马由共和政体向元首政体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政体的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刘林海分析了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的观念，指出虽然“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并没有随着罗马的衰亡而消失，甚至有所强化，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随着现实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是与罗马历史传统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点相一致的。 一般说来，古代文明大都经历了从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到地区性的王国再到跨地区的大帝国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不过，这里讲的只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由于各个文明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千差万别，这三个阶段的演进与过渡自然也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同样是从城市国家转变成大帝国，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就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即以古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的转型作为考察对象，从“困境”和“趋势”两个方面对希腊历史上这一转型的特点作一些尝试性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应该说，正在逐步陷入危机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像共和时代晚期罗马那样建立帝国的动力和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希腊城邦诞生之日起，希腊人就一直坚守着“城邦本位主义”的信念。因此，有着一定规模的土地、有限的人口数量和实行公民团体的集体治权的小国不仅是希腊人的理想，也是社会现实，城邦之间可以刀兵相见，但尊重他邦的独立和自治却是一条不成文的邦际法则，故在希腊城邦的历史上极少发生一邦对另一邦的征服事件。此外，希腊人能够设想出的理想国家一直未超出城邦的范围。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才把人的本质定义为“城邦的动物”[1]。正如弗格森所言：“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2](《前言》，P1)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作用下，从城邦的内部来说，维持一定数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公民人口成为城邦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在希腊城邦时代的历史上很少出现授予外邦人公民权的事例，这与古代罗马转型时期广泛授予被征服地区居民以罗马公民权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城邦的外部来看，虽然邦际的冲突和战争、军事同盟的对垒贯穿了希腊城邦历史的始终，但就其方式和目标而言，既与“统一”无关，又与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创建相去甚远。从早期的斯巴达在希腊城邦中的领导地位到希腊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帝国”的建立再到公元前4世纪底比斯的短暂称霸，充其量都不过是城邦“霸主”的更迭，体现出的只是城邦实力的消长和军事联盟的分合。 其次，在城邦危机时代，城邦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受到根本性破坏。进入公元前4世纪以后，尽管希腊各邦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但是作为城邦存在基础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占据公民主体的土地占有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破坏，因而并未出现像罗马那样的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和大量公民因为失去土地而沦为城市无产者的情况。这种经济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城邦政体基本稳固，没有出现像罗马共和国晚期那样的权力集中的明显趋向，而权力的集中正是城邦向帝国转变在政治上的要求，现在英文中的“帝国”一词就来自拉丁文的“执行权”[2](P139)。 再者，希腊人日趋成熟的民族认同感和“泛希腊主义”思想不能为希腊统一提供思想上的基础。希腊人很早就形成了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希腊波斯战争之后，这种认同感在外族入侵的背景下又被极大地强化，从而产生了明确的“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的区分。在继续保持各个城邦自身政治、文化和社会特色的同时，希腊人开始意识到所有希腊城邦所共同拥有的东西。例如，面对波斯人的入侵，雅典使节向斯巴达人保证说，他们绝不会背叛希腊人而投靠波斯人，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和语言、共同的祭坛和宗教崇拜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3](8，144)。在城邦危机时代，这种“泛希腊主义”的思想观念日益强烈，但这种观念与其说是为希腊统一和帝国建立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不如说是为了服务于城邦称霸的政治目标和维持希腊人所独有的城邦体制的需要。“从表面上看，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似应有助于希腊世界的政治统一，但是希腊人的文化认同感植根于更深刻的层次。在他们看来，他们与非希腊人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他们是生活在城邦里的，而非希腊人不是；他们作为‘城邦动物’的属性才构成希腊文化一致性的原初基点，其他的表征均衍生于此。因而，希腊人的文化认同感不仅不与城邦的存在相矛盾，反而以此为前提，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希腊文化认同感的政治后果不是取消城邦，而是对它的维系。”[4] 因此，作为“泛希腊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雅典政治家伊索克拉底(前436-前338年)所追求的理想不过就是找到一个能够控制希腊局面的新“霸主”，结束邦际混战，重新建立起一个和平、团结和稳定的“希腊大联盟”。他选择的新“霸主”就是马其顿，但由于马其顿一直孤立于城邦社会之外，为了证明这一选择的合理性，他不得不要面对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马其顿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第二，作为君主制王国的马其顿有没有资格统领城邦制度下的希腊各邦？虽然伊索克拉底作出最大努力来克服这两个难题，但都不算很成功①。当然，最终的决定力量还是马其顿人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马其顿人还很好地利用了希腊人的内部纷争和元气日损的有利形势。不过，“亲马其顿派”在完成了找到新“霸主”结束城邦混战局面这一历史任务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但没有实现最终目标，反而适得其反，希腊各邦从此开始失去以前的独立和自治，马其顿的入主希腊实际上敲响了希腊城邦时代的丧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