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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以上分析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希腊城邦向帝国的转变并不是希腊城邦自身内在的要求，而是外部压力推动下的结果。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在“城邦本位主义”的巨大思想惯性的作用下，希腊城邦缺乏转变成帝国的内在动力，但打破民族、政体和文化的狭隘界限走向统一的大国乃至帝国仍然是希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从古典时代开始，不论是从希腊人的思想观念还是从政治实践活动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很多潜在的微妙变化。 尽管城邦争霸一直是希腊世界的主旋律，但其中还是蕴藏着某种走向更大规模的希腊国家的要求，以提洛同盟为基础的“雅典帝国”的建立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使希腊走向统一的尝试。雅典对同盟各邦在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全面插手和控制政策已经显露出一种“帝国相”，这些政策无疑是与城邦所奉行的独立和自治的“城邦本位主义”原则相背离的②。虽然这次建立帝国的尝试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而告终，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雅典帝国”的政治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希腊的愿望和要求。 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叶，希腊人的民族认同观念也在经历着某种松动和变化。一方面，在民族认同的形式上，由“聚合式”认同向“对立式”认同转变，即改变了从前通过虚构谱系将血统溯源至祖先希伦来定义希腊人的做法，更多地在与外部群体(尤其是波斯人)对立的基础上来定义自我；另一方面，在民族认同的内容上则由“族群”认同向“文化”认同转变，即希腊人开始将族群标准置于与语言、宗教和文化标准相同的层面上来定义自我。与从前的标准相比，新的标准显然更加灵活和宽泛，正是这种变化才使马其顿人有可能脱离“蛮族”的范围，成为“希腊人”的一员，或向“希腊人”靠拢。也就是说，希腊人的民族认同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各别主义”观念和日渐强劲的“泛希腊主义”思想同时得到强化，从而为新崛起的马其顿人率领全体希腊人对作为“蛮族”的波斯人发起进攻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③。 作为希腊城邦危机的普遍和重要的表征之一，公民集体观念的日益淡薄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泛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邦政体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虽然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城邦体制的优化及改造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成效甚微，因为他们并未认识到，这种城邦意识的弱化实际上正是城邦体制本身历史局限性的反映。要想从根本上使希腊城邦摆脱危机，必须去寻找一条全新的出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