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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史学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一些学者开始把女性主义学理取向融入文本解读与语境重构之中，强调文本间性的张力，通过历史文本开放式解读，丰实当下的文化理解。女性主义史学论域中的维京妇女，是多维度地透视女性主义史学的学理取向与方法论特征的例证。本文通过对域外文献所描述的维京妇女的“双重他者”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女性主义史学对萨迦女性叙事向度以及维京女性塑形的男子气话语解读等的审视，剖析了女性主义史学通过维京妇女史文献解析而展示出的历史视阈和叙事逻辑。 【关 键 词】维京妇女/“双重他者”/萨迦 【作者简介】王云龙（1963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 西方文论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利奥终于穿裙子了。意即在历史女神克利奥表征的西方史学研究领域，女性主义（feminism）兴起了。女性主义主要源于西欧，在西欧大部分历史时期，女性的活动被局限在家庭或宫闱之内，此外广阔的社会空间与漫长的历史时间，是由男性主宰与充盈的，女性难以置喙，是缺席者。西方史学传统亦是如此。女性主义史学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学理资源，颠覆这种男性主宰、主导的历史学传统，特别是刚性、线性的男性（maleness）历史叙事。女性主义史学是批判理论，初期以破除厌女主义（misogynist）理念为目标，以打倒一切的消极态度，否定男性一统天下的史学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史学呈现出积极的学术态势，把女性主义学理取向融入文本解读与语境重构之中，强调文本问性的张力，通过历史文本开放式解读，丰实当下的文化自我理解。① 几十年来，女性主义史学在多领域做出了卓有新意的建树，是当代西方史学界不能绕过的学术殿堂。本文以女性主义史学论域中的维京妇女为解析平台，多维度地透视女性主义史学的学理取向与方法论特征。通过维京妇女的再发现，女性主义史学打破了男性与暴力主导维京社会的传统中世纪史学意象，从对中世纪文献的文本解读与话语解析，阐释女性主义史学的向度性与方法论，通透理解女性主义史学的本体论理念，回到性别差异的历史与逻辑的同一性，凭借方法论的诉求，展现了新中世纪学论域的维京妇女型构（Viking women in new medievalist episteme）。 一、作为“双重他者”（double otherness）的维京妇女——域外文献的女性主义解读 维京时代（公元790——1000或1050年），北欧没有自己的历史文本，关于维京人的记载出现于欧洲大陆前往斯堪的那维亚的传教士、接触过维京人的欧洲大陆人与阿拉伯人的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维京人作为他者，是不同于文明世界人们的野蛮族群，是分离、对立、异化的源泉，是人的类规定性的否定性例证。女性隐没于“维京人都是男性的公共意象”之中，② 是他者中的他者。在西欧中世纪文献中，最早揭开“他者中的他者”——维京妇女面纱的，是号称“北方的使徒”（Apostle of the North）的安斯加尔（Ansgar）。他奉查理曼帝国皇帝虔诚者路易派遣，陪同流亡的丹麦国王哈拉尔返国，826年左右，在丹麦第一次传播基督教，827年，哈拉尔再次被推翻，传教受挫。829年，安斯加尔前往瑞典传教。831年，虔诚者路易将他召回，任命为汉堡教区主教。832年，他发起传教团，到斯堪的那维亚传教。教皇格列高利四世任命他为大主教兼出使斯堪的那维亚和斯拉夫地区的教皇使节。在斯堪的那维亚，安斯加尔主要活动集中于瑞典，829年和852年，他两次来到瑞典的贸易重镇——比尔卡（Birka）。比尔卡位于梅拉伦湖的比约克岛上，建于9世纪，也是东、西欧间繁荣的贸易中心，是波罗的海通过古罗斯前往拜占庭的中继站，是西欧、罗斯、拜占庭和阿拉伯商品的集散地。到975年后，它才随着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的崛起而衰败下去。安斯加尔以这样一个万商云集的物华繁茂之地作为在斯堪的那维亚传教的中心，是独具慧眼的。他在斯堪的那维亚传教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被助手和继承者兰伯特（Rimbert）记录于《安斯加尔行传》（Vita Anskarii）。《安斯加尔行传》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史料，不仅记录了斯堪的那维亚最早的传教历程，而且提供了比尔卡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当然，《安斯加尔行传》主要是赞颂圣徒安斯加尔和基督教的。 《安斯加尔行传》第20章记载了一个叫做弗莱迪伯格（Frideburg）的比尔卡女基督徒的事迹，她拒绝祭祀异教神祇，义正词严地对那些异教徒说：她从受洗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弃绝了异教的神，只有虔诚敬主，主才能保佑她富足安康。事实上，她的确颐享天年。《安斯加尔行传》记述，她保存了一小瓶酒，以备撒手人寰时在比尔卡没有传教士的葬礼上为自己做安魂弥撒用。在她弥留之际，安斯加尔及时赶到了。③ 这表明，她皈依基督教时是成年女性。《安斯加尔行传》记载，弗莱迪伯格死后，女儿卡塔拉（Catla）按照她的嘱托，在弗里西亚（Frisia）的商贸重镇杜里斯特（Dorestad）将万贯家产布施散尽。然后，卡塔拉遍访基督教圣地，在花光了最后4个便士买了葡萄酒时，奇迹出现了——她和同伴们喝下葡萄酒，立刻返老还童。④ 由此可见，维京妇女是斯堪的那维亚最早、最虔敬的基督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异教徒海盗形象载入史册的维京男性。维京妇女不仅自己皈依基督教，做虔敬的教徒，而且运用自己各方面的影响力推动全面基督教化，贵族妇女的作用尤其突出。另外，维京妇女实际社会地位也不低，并非完全隐没于男性阴影之中，更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主义史学家朱迪丝·杰西（Judith Jesch）解析道：“《安斯加尔行传》虽未明示妇女比男人更向往基督教，但我们从比尔卡最早的基督徒是两位女性这一事实，就可以一斑窥全豹……尽管《安斯加尔行传》有些内容有失偏颇，但揭示的一些细节还是可信的。例如，弗莱迪伯格一节提示我们，在贸易重镇比尔卡，妇女掌握大量的财富。这部书没有提及弗莱迪伯格的丈夫，但称她为‘夫人’（matrona）。”⑤ 这表明，维京妇女具有经济与社会地位独立性的个案是存在的。弗莱迪伯格母女的故事彰显出，维京妇女比男性更易于基督教化，既是维京人，又是基督徒，呈现了“双重他者”特性。以女基督徒面目出现在域外文献中，只是女性主义史学解析维京妇女的维度之一。 欧洲大陆的文献作者惊异于维京妇女的社会独立性。9世纪，穆斯林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人雅各布（Ibrāhīm b. Ya' qūb）遍游欧洲，到过斯堪的那维亚。他在游记中非常诧异地提及维京妇女：“那些妇女有权离婚，为人妻的女人，在想离婚时，就可以离婚。”⑥ 这在伊斯兰教世界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穆斯林男人可以休妻，而妇女离婚则是匪夷所思的。可以想见，这对穆斯林作者的震撼。雅各布把维京妇女的离婚权，当作奇闻逸事记录在自己的游记中。女性主义史学家则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妇女有权提出离婚，印证了后来斯堪的那维亚法的规定：“向长老提供一些证据，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只要在目击者面前正式声明离婚，即刻在法律上生效。”⑦ 维京妇女不仅离婚自由，而且享有中世纪其他地域女性不具有的自主社交自由。这给穆斯林作者带来更大的震撼，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也为女性主义史学提供了鲜活的史料。9世纪安达卢西亚的诗人、哲学家、外交家阿里·加扎尔（Al- Ghazāl），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又是穆斯林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埃米尔的顾问。844年，维京人袭击安达卢西亚，阿卜杜拉·拉赫曼二世（Abd al- Rahman II）委派阿里·加扎尔作为使节到维京拜会阿尔马扎斯的国王（the king of al- Majüs）。阿尔马扎斯的努特（Nüd）王后听说阿里·加扎尔到来，差人把他招来。阿里·加扎尔行礼如仪后，对王后凝视良久，惊为天人，魂不守舍。王后通过翻译问道：“为什么这样凝视我，是因为我的美丽，还是因为我的丑陋？”他答道：“都不是，我无法想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见到如此靓丽的美人。我的君主从全世界各个民族选娶美女，但从未见到与您媲美的女子。”王后差人召集远近闻名的美女，阿里·加扎尔逐一看过后，说：“这些美女都不具有王后之美，王后之美不是每个人都能感知的，只能用诗来表达。如果王后惠允的话，我将用诗吟咏您的美丽、高雅和颖慧绝伦，让世人传诵。”王后欣喜若狂，痴迷于阿里·加扎尔，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俩人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阿里·加扎尔的随员，依据伊斯兰法，向他提出了警告。阿里·加扎尔于是有意回避王后。王后差人把阿里·加扎尔请来，询其原由，阿里·加扎尔据实以告。王后大笑道：“我们的宗教没有这样的禁忌，我们这里也没有妒忌。我们妇女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丈夫。妇女同丈夫结合与分离，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妻子不再满意丈夫，就离婚。”⑧ 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阿尔马扎斯大概在今丹麦，努特王后的行止，与其后的尼文碑刻关于这一时期维京妇女的记载是吻合的。⑨ 维京妇女不仅是与中世纪欧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女性不同的他者形象，而且是维京海外袭掠的参与者和鼓动者。这也意味着维京妇女是欧洲中世纪女性意象中的特立独行者，是他者中的他者。圣热尔曼的奥博（Abbo of St Germain）在拉丁文诗中，记述了9世纪后期维京人对巴黎的两次围攻，其中出现了维京妇女。奥博是巴黎本笃会会士，卒于921年之后，他作为目击者，在所著的拉丁文的诗文中，记述了维京人对巴黎的围攻。⑩ 奥博在记述885年11月27日，即维京人围攻巴黎第二天的战斗间歇时，第一次写到维京妇女（Danae），即“丹麦女人”。在他的笔下，许多受了重伤的维京战士，退回到海盗船上等死。丹麦女人披头散发、哭天抢地，催促他们回去战斗，骂他们是“胆小鬼”、“窝囊废”、“吃软饭的”。在丹麦女人的恚诟声中，受伤的维京战士仿佛注入了强心剂，一跃而起，重新投入到围攻巴黎的战斗。奥博的记述中，第二次出现“丹麦女人”，是在关于887年5月维京人再次围攻巴黎的叙述中。维京人对桑斯围困5个月而不克，收取了加洛林王朝查理三世（胖子）700磅白银后，引兵而去，转而再次围攻巴黎。这次神迹护佑了巴黎。一位教士出售一种神水。一个丹麦女人用这种水做面包，拿火烤面包时，面包变成红色，像血一样。消息在维京军队中不胫而走，维京人敬畏了，遂罢兵而去。(11) 在奥博的记述中，第一次出现的维京妇女——丹麦女人，是军旅中的泼妇，是驱赶维京男人“慷慨赴死”的悍妇。第二次出现的丹麦妇女，是操持后勤保障的主妇，也是受到基督教最典型隐喻——水与面包感染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史学认为，两次围攻巴黎，间隔两年，维京妇女在奥博的记述中大相径庭。这是一种暗示性迹象，在欧洲大陆征战两年多的时间里，维京妇女可能比男人更多地受到了基督教的熏染。 欧洲大陆文献中维京妇女的“双重他者”意象，长期被西方史学界所忽视。这一“双重他者”历史意象的历时性语境开掘，是女性主义史学的实证论域。“双重他者”的历史文献学重构，解构了“过去中心”（past- centred）与“当下中心”（present- centred）的方法域阈，打破了历史与当下的、表现为男性独断叙事的刚性区隔，拓宽了历史理解的哲学视阈，使方法论与问题域有机地整合，把历史解读的方法，作为历史思辨的前提，历史思辨进而成为方法论的结晶。欧洲大陆中世纪前期文献中，“双重他者”意象的维京妇女，是萨迦女性叙事的前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