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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东汉到南北朝是第一个阶段，其特征是尊崇与怀柔；从隋朝到明朝初年是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赶超与因循；从明朝初年到日本明治维新是第三个阶段，其特征是挑战与转折；从“对等条约”的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第四个阶段，其特征是侵略与削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第五个阶段，其特征是对峙与再转折。这过程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在第三个阶段，第二次转折发生在第五个阶段。当前，中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是第二次转折前特有的现象，也是双方势均力敌态势被打破、新格局形成之前的必然过程。 作者简介：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东汉以来，延续了近两千年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由量到质的渐变过程。根据不同时期中日交往的不同特点，中日关系可以划分成五个历史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互衔接和过渡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出现了两次大的转折。本文试图通过论述每个历史阶段的形成、演变以及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探索历史性大转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一 中日两国建立国家间关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7年，即东汉光武帝当政时期。那时日本还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部落国家过渡的历史阶段。日本列岛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部落国家。公元57年，列岛南边一个叫奴国的部落国家派使者携带礼物，渡海来朝见中国皇帝。光武帝赐给他一方金印，这是中国史书上记载最早的中日间“官方”交往。[1] 除了奴国之外，一些有条件的部落国家也都不畏风浪，派使来中国通交。三世纪初，日本列岛上最大的部落国家——邪马台国，为了借助东邻强国的力量，于238年6月派使来到中国。邪马台国凭借其相对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兼并了三十多个小国，但国内形势并不稳定。其最高统治者女王卑弥呼，是一个同时掌管着祭祀大权的女祭司。对倭女王派来的使者，魏明帝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他诏封女王为“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绶；封其正使为率善中郎将、副使为率善校尉，赐以银印青绶。[2]这是历史上中日两国建立册封关系的开始，魏帝的册封诏书则成为最珍贵的见证史料。诏书中罗列了大量回赠物品，其中除了各种丝织品、珍珠、金、刀、铅丹等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铜镜百枚”[3]。来自中国的铜镜不仅成了以后日本贵族显示身份和权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成了天皇制诞生后，代表天皇最高统治权的“三种神器”之一。 得到了中国皇帝册封的邪马台国，以强大的中国为靠山，极大地增强了其对内对外的威慑力。不仅如此，回赠物品的高技术含量和远高于所献礼品的昂贵价值，每一次都给邪马台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正是这种以朝贡名义进行的不等价交换给倭国带来的实惠，以及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技术和物质的需求，使倭国对与中国的交往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列岛后，其最高统治者“大王”很快就向中国派出了使者。在频繁的与中国交往中，不少杰出的使者和词句华丽的国书都源自“归化汉人”，即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故土，来到日本列岛的中国人。从4世纪末到5世纪末，有大量汉人为躲避内乱而进入日本列岛。他们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技术，而且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在与倭人的长期生活中，以及代表倭国与中国的交往中，他们都起着特有的积极作用。 大和政权的先后五代大王“赞、珍、济、兴、武”，他们多次派出包括归化汉人在内的使节前往中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甚至主动请求赐予自己所希望的封号。第一代大王“赞”，于413年、421年、425年、430年遣使来中国朝献，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第二代大王“珍”，于438年遣使来华，表示愿意像前王一样，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册封关系。他要求南朝宋文帝授予他如下封号：“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是，宋文帝只给了他同前王一样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对于他觊觎朝鲜半岛的企图则未加理睬。第三代大王“济”，于443年、451年、460年三次派使来通交请封。第二次来时，他得到了前王想要而未得到的全部封号。到了第四代大王“兴”时，有关朝鲜半岛的封号又统统被中国皇帝拿掉，得到的封号只剩下一个“安东将军倭国王”第五代大王“武”，于478年遣使上表，请求的封号比第三代倭王济还要多，把朝鲜半岛的六国增加到七国。宋顺帝只是去掉了百济，其余的竟都答应授予。[4]五王时代之后，直到中国的隋唐时代，百余年间，两国的官方交往中断了。 这一时期，由于两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巨大，因而中日交往多是日方频频遣使，主动上门，向中国提出种种请求，希望借助中国的强大实力，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而中国则以其东亚国际秩序的核心地位和综合实力的绝对优势，对周边各国采取招抚和册封的政策。 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根据中日两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尊崇与怀柔”。 600年，在南北朝以后中断了百余年的两国官方交往重又恢复。这一年，倭国向隋帝国派出了首批遣隋使。之后，又于607年派出了第二批遣隋使。这一时期向中国派出使节的目的已经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其最明显的区别是，对中华文明的被动吸收与接受，开始转向主动的、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模仿。 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派往中国的使节都经过了精心挑选。担任正使的往往是与王族有亲属关系的地方贵族，担任翻译的是归化汉人的后裔。使节团到达隋帝国都城后，向中国官吏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来学习的。随团的数十名僧人，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来学习佛法。此后，倭国朝廷派来的每一个使节团，都含有相当比例的留学人员。他们根据各自的学习任务，分散到各个领域，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学以及宗教哲学等。他们的学习时间都很长，有的竟长达二三十年。在隋朝存在的短短30年里，倭国朝廷竟先后四次派出了使节团和留学生，其学习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从倭国使节递交的国书中也可以看出，与前一阶段请封时的谦恭态度相比，倭国的态度和立场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例如，第二次遣隋使的国书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5]一种要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心情跃然纸上。前一阶段对中国的尊崇、请封、借力的仰视心态，开始转变为谋求与中国对等、不甘居下风、渴望超越的行为。 当惯了天朝上国、一直视倭国为东夷下国的中国皇帝，看到这样的国书当然极不高兴，他命令鸿胪卿：“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6]第二年，倭国又遣使递上国书，国书中仍然以平起平坐的口吻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7]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往后，倭人开始称自己的大王为“天皇”。这一次，隋炀帝虽然不屑于看国书，但是对已经百余年未来朝见的倭国能够在自己临朝时主动前来朝见，还是表示满意，他特意派官员与回国的倭使同行，并对倭国进行回访。 倭国朝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惊又喜，没有想到隋帝国会派使节回访，这使倭国统治者更加踌躇满志。为了展示对隋交往的诚意，他们专门择地，建造新馆，隆重接待隋帝国使节。隋使到达时，有官员专程去九州迎接；隋使前往新馆时，更有多名高级官员乘彩船30艘陪伴同行；上陆后，一路上数百人的仪仗队敲锣打鼓，热烈欢迎；隋使前往倭国都城时，又有高级官员率领的、由75匹五彩装饰的马匹组成的欢迎队伍前来迎接；最后，执政圣德太子以下文武百官，皆锦衣玉冠、穿戴一新，列队相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直到隋使呈上中国皇帝的诏书时，他们方才感到严酷的现实带来的一种失落感。因为隋帝并未以君主之礼对倭国平等相待，而是仍然以“皇帝问倭王” [8]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看待倭国，并且对其能够“远修朝贡”[9]表示赞许。这样的国书让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想要平等的愿望终归是愿望。因此，当隋亡唐兴后，倭国不但继续派遣使节和留学生，而且在得知唐比隋盛的信息后，学习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隋唐时代是日本集中精力学习和赶超中国的时代。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疆域进一步扩大，农业发展迅速，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人口增长迅速，到8世纪中叶，已接近5300万人，超过隋朝最盛时期。[10]手工业生产已成规模，不但形成了作坊，而且产生了行会组织。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繁华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这些都市已出现了邸店、典当、汇兑、存储等发达的商业活动。国际贸易空前活跃，从东北亚到南洋、印度、波斯、大食，远近各国商船聚集中国大型国际商港。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最多时达到十几万人。[11] 唐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法制严密，机构完备，官制规范。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地球子午线测量、雕版印刷术等重大科技成就均为唐代首创、世界领先。唐朝开创了官修正史的先河，由朝廷设专职史官，负责撰修前朝的历史。 从630年开始，到9世纪末唐朝灭亡为止，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8次，不仅在次数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而且在人数上也非以往可比。7世纪初，还是延续遣隋使的规模，派船一艘，人员一百人左右。以后逐渐扩大到两艘船，每艘一百二十人左右。8世纪以后增加到4艘大船，每艘150人。9世纪时船更大，人也更多，最多的一次，人数超过650人。[12] 与遣隋使一样，为确保学习效果，遣唐使及随团留学生的挑选也十分严格。留学生要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汉学造诣深厚，既能为本国增光，又能回国后学以致用，当选的多为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隋末派到中国留学的高向玄理，唐初回到日本。他作为归化汉人，对汉文化的精髓和日本的需求都有很深的理解。回国后，被任命为大化改新的政治顾问，是改革措施的主要制定者之一。654年，他因积劳成疾，在唐病逝，死在了遣唐使的岗位上。 再如阿倍仲麻吕，19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717年随遣唐使团到达长安。10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规定的学业，他取中国名“晁衡”，并考取了进士，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第一人。他诗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赏识，还与著名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三次遣唐使到来时，他已在唐为官近20年，他上书玄宗请求回国。玄宗爱才，不准其归。当他在唐为官36年，已经55岁时，他再次上表请归。玄宗不忍再挽留，准其回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将其官职升为从三品。晁衡启程回国时，众多友人都来送行。在归途中，他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又从安南辗转回到长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770年，死于长安，享年73岁。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赠他为正二品。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 每一次遣唐使来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根据不完全统计，遣唐使团多次遭遇海难。如653年的第二次遣唐使团，途中遇风暴，船体破碎，一百多人中只有5人生还。733年的遣唐使团由4艘船组成，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击沉，未能回归，第二船漂流到南海，副使辗转又返回了长安，第三船漂到了林邑国（今越南南部，顺化），人员或淹死或被土人所杀。804年的遣唐使团，第二船在赴唐时遇难。838年的使团，第三船在入唐时遇难，有140人未能够赴唐，等等。尽管如此，遣唐使团仍不畏惊涛骇浪，路途遥远，他们怀着执着的信念和使命，一批又一批渡海来到中国，认真考察，刻苦学习，融会贯通，把先进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检验这一时期日本学习和赶超的实际效果。 一个是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改革。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唐朝为样板，建立日本式的律令制国家。645年，日本孝德天皇发布改新之诏。[13]仿照中国的年号制度，定年号为大化，以当年为大化元年，让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直接参与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经济上，废除传统的部民制，模仿唐朝，实行公地公民制，租庸调制，由国家统一颁田，统一收租税。政治上，按照唐朝的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由中央直接任命各级官员。无论是机构名称还是官职名称，都与唐朝完全相同。在改革过程中，先后编撰了以年号为名称的《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把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律的编撰也仿照唐朝的做法，分成律、令、格、式四种，具体名称也几乎与唐相同，称为户令、田令、职员令等。 这一时期，日本模仿唐朝，也开始了官修正史的工作，结束了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权威性史书的状况。它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是用汉字写成的。 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国家，这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律令制国家形态，对日本以后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理念、思想道德，乃至物质文明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白村江之战。这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兵戎相见，它反映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不甘于做唐帝国的附庸，而要主动参与的心态。 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是其进入中国大陆的跳板和向外扩张的必争之地。对朝鲜半岛的觊觎自古以来从未改变，但因实力有限而一直未能得逞。3世纪试图介入没有得逞，5世纪通过请封的方式也没有达到目的。到了7世纪，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再次跃跃欲试。对中国来说，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与其安全密不可分，半岛上的众小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中国把朝鲜半岛看作天然的战略屏障，不允许其他外来势力染指半岛。7世纪，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相互攻伐不已。新罗以唐帝国为靠山，屡屡攻打百济。 660年，唐高宗派兵进入朝鲜半岛，一举灭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百济残部为了“复国”，渡海向日本求救。日本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顺理成章”地出兵介入了半岛争端。663年，日本百济联军与大唐新罗联军在白村江交火，打响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唐帝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日本的舰队，焚毁其舟船四百多艘，火光冲天，日军伤亡惨重，海水被染成红色。日本百济联军大败，向唐军投降。白村江之战是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赶超效果的一次实际检验，战争结果使日本清楚地看到了它与唐帝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在现实面前，日本不得不暂时收敛野心，退出朝鲜半岛，然后以更加虔诚的姿态，派出更多、更大的遣唐使团，并开始正式以“日本”为国名，继续其学习与赶超的历程。 9世纪末叶，唐帝国濒临灭亡之际，日本敏感的嗅觉很快捕捉到了中国社会陷入动乱的信息。它立即终止了本已决定894年成行的遣唐使的派遣。由此，也再次中断了中日间的官方交往，这一断就是五百年。 唐以后到宋元明初的几百年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和成功运用中国先进文化，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极大地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在许多工艺和手工业领域，日本都拥有了自己的品牌，一些优势商品还受到中国市场的青睐。双方在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双向的交流和互动，这同以往日本主要是向中国学习和向中国输出原材料的状况相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二个阶段，两国交往的基本特征是：赶超与因循。即日本在学习与赶超的同时，中国仍然在按部就班地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