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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日本则成为美军的占领国，在美军主导下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国作为战胜国，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而日本则作为战败国，受到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并且不得不承受战败给社会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可以说，战前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和贫穷落后的中国，战后各自以其相对的优势和劣势，改变着旧的格局，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战后的起跑和新的竞争。 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旧中国，有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194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10公斤。[31]失业人口几乎占了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小学入学率只有20%，文盲率高达80%。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三十多个，全国科研人员还不到5万人。[32]钢铁产量不到16万吨。[33]不能够自己生产汽车。陆军只有单一兵种，海军1949年刚刚建立，主要是一些破旧舰船，空军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新中国迈开大步，开始了自己的建设和发展。在1949到1952年的恢复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4%，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4.8%，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1953年启动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纷纷问世。到50年代末，已经初步实现了陆军武器装备的国产化和制式化，陆军开始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发展。60年代，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表明我国已拥有核武器的运载工具。70年代，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也是在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国民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增长，[34]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的粮食已达到1949年的4.7倍[35]。钢产量已经突破5亿吨，居世界首位。汽车产量已突破934万辆，居世界第三，销量居全球第二。公路通车总里程超过373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46倍。高速路已超过6万公里。[36]这种从零开始的发展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航空运输的总周转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上网人数达3亿，居世界首位。移动电话用户超过6.4亿，居世界首位。每秒超过200万亿次的曙光5000超级计算机面世，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制造和应用超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37]在航天领域，继神舟1号无人飞船成功发射并回收，神舟5号首次载人飞行成功，2008年，神舟7号载人飞船完成太空行走，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今天，又取得了神舟10号和空间站技术的新成就。另外，200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在校生规模达2700万人，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38]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80%的文盲率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年，我国还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向着体育强国扎实迈进。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而日本则降为世界第三。但由于中国人口相当于日本的10多倍，因此人均GDP还远远落后于日本。 在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经过战后经济恢复和60年代的高增长，国家实力迅速赶了上来。 日本战败初期的1946年，经济状况跌落到“连三流国家都远远不如”的程度。[39]全国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加上从海外撤回来的650万人，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露宿街头。食品的不足导致许多人营养不良甚至死亡。[40] 1946年日本开始采取“倾斜生产方式”，重点抓煤炭和钢铁生产项目。从1946到1955年的10年间，GNP年均增长率达9.2%。[41] 1955年，除进出口贸易之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进入了高增长期。这期间，日本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大批新兴产业崛起。从1956到1965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42]完成了战后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1964年，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1970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3年，日本GNP达到1946年的11倍。人均GNP从不及美国1/10到相当于美国的60%。[43]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但是，到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萧条，进入21世纪后，仍不见大的起色。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经济基数较大，总体水平仍很可观。进入21世纪，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盈余居世界第一，科研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最高，科研经费居世界前列，新技术应用和主要工业部门生产能力居世界前列，军事装备保持世界一流。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经过战后的恢复与发展，到世纪之交，两国的实力差距已在不断缩小，双方都已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两强对峙的格局逐渐明朗化，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二次历史性大转折之前的过渡期，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五阶段——对峙与再转折。 历史经验证明，当两国实力对比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对旧格局的挑战便开始出现，在其后的一个时期内，这种挑战变得越来越频繁，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各种摩擦在不断增多。这是新旧秩序转换之前一个必经的过渡期。 与第一次历史性转折相比，第二次转折过渡期的基本特征相同，即都是充满挑战、矛盾、摩擦、博弈等，但是其程度、频度和速度却大大升级了。 首先是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处在全球整体格局与多边关系下的双边关系。影响中日关系的外界因素成倍增长，每个因素都是一个变量，其中一些重大因素通过双边和多边互动，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走向。 二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状态。处在这个大格局下的中日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的巨大影响。日本被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而中国则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敌视、不承认新中国，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通告日本，只能有条件地开展对华贸易，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出口货物清单，严加限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又命令日本对华全面禁运，实行经济封锁。岸信介内阁上台后，更加紧密地追随美国，一再掀起反共反华浪潮，表示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 [44]。1958年2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长崎中国国旗事件，使中日关系蒙上了严重的阴影。1964年佐藤荣作上台后，一再向美国表白不惜与中国为敌。同年11月，佐藤与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台湾归属未定”，并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使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使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受到严重干扰。到20世纪50年代末，四个民间贸易协定，第一个只执行了5%，第二个完成了38.8%，第四个则由于岸信介内阁的阻挠，根本就无法实施。[45] 20世纪70年代，冷战形势出现重大变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政府，日本惊呼美国搞“越顶外交”，它迫使日本立场也随之发生180度转变。当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取代了佐藤内阁。9月25日，田中首相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一天距佐藤下台仅仅85天，其立场变化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这显然不是自然产生，而是冷战形势变化带来的结果。 中日复交后的二十几年，成为战后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有人称它为“蜜月期”。这一时期从政府到民间，从政治到经济、社会、文化，各层次、各领域，都出现了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大好局面。日本领导人一再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日中两国永恒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要对那不能简单地拭去的伤痕谦虚地进行反省，而且要自戒，向着日中永远的和解前进” [46]。 1978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底，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这是一种低息、长期，带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1980年4月正式签署了协议，并决定在交通、能源、通信等诸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对华进行开发援助。从1980年到2000年，日本一共向中国提供了四次日元贷款，平均每5年决定一个批次的贷款总额。这种提供方式适于建设工期较长的大型项目，也有利于中国将贷款的使用纳入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轨道。这期间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金额，占了各国对华援助总额的60%以上，超出了其他国家援助金额的总和，[47]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两国的经贸往来也有了飞速发展。从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间，两国贸易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1992年与刚建交时的1972年相比，贸易额增加了33倍[48]。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定位，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发动集体制裁。但日本认为一味追随西方并不符合日本利益。在法国举行的西方国家首脑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多方活动，劝说西方各国不要制裁中国。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成为西方“制裁”以来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国家领导人。1992年10月，天皇访华。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日友好也达到了顶峰。 这种大起大落的中日关系，是冷战形势变化对中日关系影响的一个缩影。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格局再次出现重大调整。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两大新的因素，一个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苏联已不复存在，一个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大因素的作用，把中国推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风口浪尖。冷战时有着特定目的的日美同盟，开始把目标指向逐渐转向了中国。 1997年，日美公布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把以防卫日本为主的日美安保体制转变为以整个亚太地区为合作对象的新型同盟关系。新指针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和日本宪法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允许日本军队以支援美国的名义向国外派兵参战。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对“周边地区”的解释闪烁其词，声称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暴露了其浓厚的防范中国色彩。2004年，日本颁布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假想敌”[49]。2005年，日美确立“共同战略目标”，把日美同盟扩大到全球，着手实现地区与全球规模的“军事一体化”，共同干预世界安全事务，其中包含着谋求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2006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海外派兵提升为自卫队的“正式任务”。从这一年起，日本全面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其拦截纵深可达中国境内数千公里，活动半径可覆盖中国台湾。2007年，安倍晋三游说欧洲各国，要求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还游说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极力鼓吹建立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机制”，构筑“共同价值观联盟”和“自由繁荣之弧”等。 日本越来越多地借国际力量以抗衡中国，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日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因素的增大，加剧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转折过渡期中日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矛盾的多发和尖锐化。一方面，原有的矛盾进一步升级，甚至发展到对抗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在产生新的矛盾。 包括靖国神社参拜在内的历史认识问题，宪法修改问题，领土主权问题等，这些都不是新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从天皇的战争责任到南京大屠杀、战争赔偿、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战后日本历届内阁要员都在参拜，首相参拜有的以公职身份，有的选择敏感日期，有的既以公职身份、又在敏感日期参拜，即所谓“双突破”，如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在8月15日这一天前去参拜。宪法修改问题，战后和平宪法制定后，自民党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想要修改关键的第9条，为此各种言论和举措不断出台。钓鱼岛问题，我们不但始终坚持主权在我，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就钓鱼岛问题与日本达成共识。 所有这些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二战结束后，日本并不甘于其战败国身份，正因为如此，它把战后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确定为，摆脱战败加在它身上的绳索，恢复到所谓正常国家身份。历史认识、和平宪法等，都被它看作挡在其国家目标前面的障碍，它要不惜一切地把它们一个一个搬开。就在它朝着这个目标拼命努力的过程中，眼看着中国迅速崛起，综合国力直逼日本，这使它感到目标的实现变得更遥远、更困难，受到这一新的因素的强烈刺激，一种焦虑和恐惧使它实现国家目标的努力开始提速升级，从而带动原有的矛盾也同步升级。 于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从而使两国关系中的不和谐音开始从少到多，从不经常到经常，从个别领域到诸多领域，并逐渐发展到全局。 1995年，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现任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之后，现任首相不再参拜的承诺。1998年，日本各地上映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并开始在部分学校使用。这一年，小泉上台后，其在参拜问题上变本加厉，开始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直到2006年下台为止。不仅如此，小泉还扬言，参拜与否是日本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日本要有独立的立场，不能让中国牵着鼻子走。近年来，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言行，及其态度之强硬更是前所未有。 在宪法修改问题上，日本越来越注重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努力，争取最终实现对宪法第9条的文本修改，并为达此目的，增加了迂回战术，即先设法修改宪法第96条，以便对第9条的修改能够在程序上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则采取舍名求实的办法，在文本修改难以很快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对宪法的“解释”，特别是通过“实际行动”，追求修宪后想要达到的实际效果。近年来，围绕自卫队海外派兵，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出售武器等焦点问题，采取的一系列与和平宪法精神背道而驰的举措，就是这些“实际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这些行动的不断增多，正在使和平宪法渐渐变得名存实亡。 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日本迫不及待地打破了中日两国已经维系40年的共识，使中日关系紧张度急剧升级，甚至摆出了前所未有的敌对架势，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两国国民感情的空前恶化；贸易摩擦的放大和政治化倾向；政治紧张与军事摩擦的增多和轮番升级等，这些新老问题的交织和激化，使中日关系变得空前脆弱和敏感。 那么，今后中日关系将会向何处发展呢？ 首先，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目前的态势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最终绝对地而不是相对地大幅度超越日本，无可争议地占据了战略制高点，那么中国就真正掌握了对日关系的主动权。我们所期望的和平也就有了根本保证。从目前的综合形势和中国的发展势头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概率最高。 其次，也必须看到，日本也在拼命发展，它在有些领域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海外资产总值、武器现代化水平、科技实力等。日本也在拼命争夺综合国力的领先地位和战略主动权。 总之，在大国博弈的后冷战时代背景下，由于多种因素的参与，使中日关系第二次历史性大转折前的过渡期，注定充满多回合较量且互有输赢。利益与对抗交织，摩擦与合作共存。既有矛盾、紧张、冲突，也有试探、缓和、交流。既有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结果，也存在着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日关系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是第二次历史性转折过渡期特有的现象，也是双方势均力敌态势被打破，新的格局形成之前的必然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