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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年前左右，宝墩文化逐渐走向尾声，三星堆文化勃然而兴，成都平原步入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四川省广汉市）、金沙遗址和古蜀船棺合葬墓（四川省成都市），分别成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东周巴蜀文化（或晚期巴蜀文化）的代表。近30年来，古蜀一系列重要新发现，不断改变着学界对古蜀的认识。“观者之鲫，著述如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林向曾这样描述三星堆发现后的现象。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古蜀遗址学术价值的步伐也并未停止。 记者离开宝墩后，也继续走访成都平原各遗址和博物馆。在鸭子河边，记者曾思绪万千，感叹自己领略了“地不爱宝，绚丽奇诡”的情景。 三星堆的发掘 就像平静的湖面被巨石溅起波澜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号坑和二号坑先后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立刻震惊学界。整个发掘工作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陈显丹负责。陈显丹的《祭祀坑发掘日记》记载了发掘过程。比如三星堆金杖的出土情况，陈显丹记录道：“（1986年）7月30日。晨2点30分，当我在坑的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时，突然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中露了出来，我继续清理，发现它是黄金制品，再继续清下去，发现上面刻有鱼纹，再继续，发现上面还有其它的纹饰，而且弯弯曲曲越来越长。此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这可能是古蜀王的一条‘金腰带’……清理工作在继续，发现的文物也越来越多，‘金腰带’的清理也在继续，不久，这条‘金腰带’的全貌也现了出来，原来这是一枚象征古代蜀王王权的‘金杖’。上面除刻有鱼纹外，还有鸟纹和头带王冠的人头像，总长为1.42米。早晨5点过一点，县委县政府在接到这一重要报告后，立即派出了36名武警战士到现场维持秩序。此时我才放下心来，并当众向大家宣布：‘我们发现了古蜀王的金杖’。” 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前所未见”、“别致”、“另类”，见多识广的学者们评价起三星堆来也不吝赞美之词。当时，三星堆祭祀坑发现对于学术界的震撼，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考古工作历来十分薄弱。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虽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但很长时间以来都未能理清其发展脉络，更没有什么惊人的遗迹、遗物面世，所以学术界一直把四川盆地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时间估计得很晚，有的甚至认为直晚到春秋时代。然而，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发现，却像平静的湖面突然飞来一块巨石，溅起阵阵波澜，给学术界带来无限的惊奇和喜悦。” 三星堆经过发掘，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距今4800—4000年，不属于三星堆文化；第二、三、四期为三星堆文化，年代从夏代到西周早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位于遗址中部的古城遗址，总面积3.6平方公里。 冬日的鸭子河缓缓流淌，河南岸便是三星堆遗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三星堆只发现了东、南、西侧城墙，学界估测古城以鸭子河为北部屏障。直到2012—2013年度，“仓包包城墙”和真武宫“北城墙”的发现，才改变了这一推断。 记者了解到，真武宫燕家院子距离鸭子河不远，这里是1929年三星堆石器最早被发现的地方，也是三星堆学术考古工作开始的地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就建在真武宫南侧，其已成为三星堆发掘研究和标本保存整理的主要场所。 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代表性文物展陈在三星堆博物馆内。即使对图版材料相当熟悉，走入博物馆亲眼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时，人们仍然会惊叹不已。如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2.6米的青铜大立人、各类青铜面具、长1.42米的金杖以及被学者称为“在中国目前发现的单件文物中造型最复杂、包含历史信息最丰富的铜器”青铜神坛等，都传达着丰富的信息，向学界提出了无数问题，其中有许多至今未解的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