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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制度”中的“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用来陶冶人心。用制度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用文学艺术陶冶人心，以此培养人精神中的高贵品格，从而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使中国发展成为礼仪之邦。 周文化在华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处在重要的节点上。周集夏、商文化之大成，创造了空前发达繁荣的中国文化，也是而后三千多年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 文明生生不息：最早的“中国” 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记录周王修建洛邑之事，其中有一句话：“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现。 周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形成过程以及发达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何尊底部有一百多字的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阳修建东都成周的历史，印证了《史记》所载营建洛邑的史实。逨盘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辅佐西周12代周王的功绩，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的名号。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段清波认为，颛顼绝地天通是中国文化进步过程中划时代的大事，意味着中国文明从此诞生，国家开始从酋邦中孕育而生。人们相信，天上有一位统御宇宙的上帝，王是上帝在人间的合法代理人。以商王、周王和他的祖先为中心，王借助祖先崇拜而垄断神权，通过祭祀祖先达到和上帝直接沟通。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政治地理的四方边缘异族政体拱卫着王的中心性。 段清波表示，考古发现，商周时期作为最高等级的王所使用的“亚”字形大墓，墓室中央棺椁中的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四条墓道代表着四面八方的方国，就是四方中心宇宙观的体现。有着相同理念的“亞”字形徽标图案在青铜器上也是屡有所见。 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逐步完成了从“择中”到“居中”，到“建中立极”的理论与实践，再到“中庸”或“中”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认识中国有三个角度，即历史、文化和政治。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在时间上，是一个发展变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点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制度上说，“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中国王朝和边界是变动的，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中心区域文化认同的清晰与稳定。决定中国历史的根本尺度是文化与文化认同。这就是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学说的基本思想——“民族的本质不是血缘而是文化”。 国家治理：法典与明德 所有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依据法律形式确认的财产所有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享有权。以文字形式确立法律条文，是国家制度发达的标志。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认为，记载有法律条文的青铜礼器，实质上是一部“法典”。周原出土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判决书的青铜匜，与春秋时期的《刑书》、秦始皇的《秦诏版》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有关民事法律，西周已初具规模，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是往后历代制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王瀚说，大量法律铭文记载的所有权、契约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诉讼制度已相当规范。 周原出土青铜器中能集中反映田地契约关系的是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的铭文。三件铭文记载着某王三年、五年、九年大奴隶主矩伯、邦君厉和工商奴隶主裘卫进行的一场田地（林地）与珍贵手工产品的交易。“西周国家在政治机构和法律制度上已具备了当时发达国家的基础。”王瀚说。在西周金文中，土地赐封与交换转让内容的铭文不少，有俎侯簋、克盉、臣谏簋、旂觥、康簋、遣尊、敔簋、贤簋、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师永盂、格伯簋、大簋、散氏盘等。 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的维持必须有章可循，对人们社会行为也要有规范，这种行为秩序，需要靠“德”来维护。西北大学教授谢阳举认为，“明德”是西周社会治理和文化哲学思想的一次飞跃。西周早期的大盂鼎、班簋铭文中，有“民”字出现。西周时期向天顶礼膜拜进而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天的主宰作用与人的作用统一了起来，越是不忘上天与祖先的教训，就越要致力于修德治民。因此周人提出了“民”与“德”这两个概念。大盂鼎铭文中的“受民受疆土”，就是历史的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