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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是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重大事情，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发展观与发展模式。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与思想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影响现在，也影响未来，使人类社会的前景充满光明。东方国家重新崛起绝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长期被认为“停滞”与“专制”的地区发生有史以来历史性巨变，使世界进入了由各国共同创造文明的崭新时代，彻底打破了西方人认为的东方历史循环论与直线发展论的分析模式。 【关 键 词】东方国家/区域意识/整体崛起 【作者简介】陈奉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 战后以来，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已经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关注，成为当前东方问题研究景象热之一角。自近代以来东方国家长期被认为是停滞与落后，各项指标乏善可陈，但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世界各地区中脱颖而出，犹如烈火中的凤凰在涅槃中获得了新生，中国、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与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为世界贡献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东方国家复兴绝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区域史的长远视角探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文化基础、进程、趋势与影响，重新评估过去的历史，把握向未来发展延伸的时代方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艰巨课题，也是东方历史研究中极具价值的内容。 一、东亚区域意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前的东亚地区存在鲜明的区域意识，成为联系各国、塑造各国传统国家关系的精神纽带。所谓区域意识，是指东亚国家超越个人、民族与国家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东亚各国由分散走向联合与交流的意识，是渴望发展与联合的地区思想、情感与意愿。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在联系、交流与互动中逐步发展，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而突破地域的界限走向世界。从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和文明中心来看，各主要文明区域都有自己的区域意识。东亚区域意识自周代就已经存在，其思想理论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尚书·禹贡》中的“五服”制度(即甸服、侯服、绥服或宾服、要服和荒服)和九州的划分。儒家经典《礼记》中有天下“方三千里”、《周礼》中有天下“方万里”之说。无论天下“方三千里”、“方五千里”还是“方万里”反映的都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和对区域的基本看法，突出的是东亚大陆的地理空间形势特征，对后来区域意识的发展、形成与扩大产生重要影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①是当时的天下观，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和视野所及。后来的《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划天下为十二州之说，至迟到周代已经形成天下、中国、四海、九州等概念。 东亚区域意识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反映人类认识逐渐深化和历史的升进趋势。秦汉帝国的建立，在东亚出现了区域性的统一的帝国，使中国的疆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②，远远突破了九州的界限，开始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可视为东亚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把东亚历史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海上交通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诸国联系起来，便利了经济、文化交流，使东亚各国从分裂、分散向相互联系与交往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明史是作为过去四千年东亚文明的中心独自展开的，周边的东亚诸民族以此文明为母胎展开自己文明的。”③这反映出中国对周边国家发展的影响实态。汉帝国崩溃后，中国北方陷入了近四百年的分裂与动荡，对外交往受到限制。 隋唐时期东亚区域意识臻于成熟与稳定，构成东亚区域意识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隋唐时期东亚是世界古典文明发展的典范，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天朝礼制体系”将朝鲜、日本等国吸收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来。他们如饥似渴地引进中国的官制、学制、礼制、儒学、田制以及税制、法律、文学、史学、艺术、科技、佛教、建筑与书法，以及天命观念与灾异祥瑞思想，促进了社会的变迁。日本学者认为，“在一般文化摄取方面，日本、朝鲜最为积极”④。在遣唐使赴唐最盛时期，许多日本人冒着航海危险最终到达唐都长安，以积极摄取佛教文化为使命，通过使节、留学生、留学僧在唐的国际交流，致力于加入东亚国际社会⑤。更为重要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汉字文化与儒学成为联系域内各围的思想纽带。中国唐朝对东亚世界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有学者指出：“唐朝是中国诸王朝在东亚世界具有极强世界帝国性格的王朝。”⑥从当时隋唐帝国对周边国家影响来看，日本和朝鲜两国自觉地吸收外来文化以充实自己，表现出博采异域、勇学先进的进取精神，同时他们的自主性也在增强。“唐代的天下观念，是唐王朝实际支配所及的领域”⑦。取古今中外有益之物而用之，兼收并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探讨东亚区域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形成和发展，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东亚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联系当中去理解和把握。西部的高山峻岭，北部的寒冷大漠，东部的浩瀚海洋，把东亚地区阻隔成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单元，因而在空间上只能与邻近国家发生交往，文化交流活动最初在近距离国家间进行。东亚古典农业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数千年来发展绵延，未曾中断。公元6000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培育出粟、黍、小麦、高粱、大豆、水稻等农业作物，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全面影响。⑧不仅中国与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他国家也彼此进行有无相通的贸易活动，推动区域间的联系与互动，共同推动古代意义上的区域共同体的形成。从长时段来看，东亚国家间的联系是紧密而频繁的，因为中国长期主导的国际和平环境对各国交往有利，各国愿意以东亚一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秩序当中，寻找自己利益的最佳位置与利益交汇点。 隋唐时期形成的东亚区域贸易网络，可谓是古代经济共同体，或称经济的东亚。任何时代，经济、文化与制度都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三大基本力量。在东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交往的中心之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连续与持久，对外影响的深远与广阔，以及它在多方面的建树为东亚区域意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社会功能条件。经济的巨大力量将东亚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当时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与外交联系异常频繁，江苏楚州(淮安)是新罗人的居住地，设有“新罗坊”，实行自治。新罗商船也从扬州、苏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等港口航行达日本⑨。尽管为交流需要克服来自自然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诸多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毕竟满足了各自的实际需求，为各自的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在东方农业文明形态下出现的区域交流行为与思想，是不同于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理由很简单，这里存在长期的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结构——“天朝礼制体系”。它的本质是和平、联系与互惠，与欧洲单方面攫取利益的国际关系不同。两嵨定生指出，律令、儒学、佛教、汉字是构成东亚文化圈的重要要素⑩。东亚地区存在持续已久的区域秩序与意识，存在一个范围广阔的经济圈，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十分明显。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产生联合的思想、情感与意愿，这种情况在东亚表现得异常明显。它不同于欧洲，也有别于南亚。这或许是东亚不同于其他的地方。 在东亚整体发展过程中，日本总是自觉地加入区域的联系与互动中寻求发展，始终与东亚形势形影相随，“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绝不是偶然的，一定与大陆诸民族的动向密切相关”(11)。朝鲜半岛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以期跟上东亚社会的发展步伐。“对于古代朝鲜来说，不仅接受中国文明，也有机会接受经由北方游牧骑马民族文化……与日本一样，吸收汉字，摄取中国佛教，在接受中国统治术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12)对于这一点，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例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意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13)我们强调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非忽视或否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作用。 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科技进步直接推动各国之间及其与域外世界的多层次、多渠道交流，扩大整体意识。这个条件之所以重要，说到底就是人类活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无论如何，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都要交流，在相互交流中各自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要突破这个狭小的活动范围，必须有技术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支持。隋唐时期是中国对外认识与交往空前扩大的时期，我国学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是在中同，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地转移。”(14)我国学者还指出：“存这个地理范围内，以中华文明为核心，逐步向四周扩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圈。”(15)中国商船可由北路登州赴朝鲜半岛、日本，由南路扬州、明州、温州和福建抵达日本，往来的商船大者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16)。不仅如此，中国商船还通过广州“通海夷道”远至印度东西海岸和波斯湾沿岸各国(17)。阿拉伯人、波斯人也通过海路来到东南亚、中国沿海各地从事商业活动。东亚与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交往空前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唐大和尚东征传》详细记载了唐朝天宝年间广州国外商船云集的情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狮子国(即今锡兰)，大石国(即大食，今阿拉伯半岛)，骨唐国，白蛮，赤蛮等来往居住，种类极多。”这是当时广州对外交流情况的真实写照。 东亚区域意识在空间上进一步发展，是同各国交往范围的扩大加深分不开的。对外交往的动力基本来自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各国商人、特别是华商充当了重要角色。由于地理之便，各国的交往首先在相邻国家间进行，然后突破自然的与技术上的障碍向外扩展，形成国家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打上区域文明的特征。唐宋以来，中国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的参与扩大，贸易的巨爪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区域意识较以前具有了新的因素。东亚区域意识与欧洲精神不同，所依托的不仅仅是东亚辽阔的腹地，同时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国家力量作为有力的支撑。东亚的中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之间进行经济与文化往来，同时与东南亚、南亚通过古代贸易网发生联系，虽然各国交往深度不一，但作为多样性的交流使东亚与南亚的交流超过南亚与地中海区域的交往。随着阿拉伯人从海上东来，中国南部诸港互市贸易更加兴盛，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也增多了(18)。造船技术进步与国家力量参与到对外交往中，带来的是区域联系加深与拓展，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区域意识明显地从东北亚一隅扩展到东南亚，视野从东亚一隅扩至整个东方，封闭狭窄的视野被普遍的、经常性的联系取代了，真正形成具有明确内涵和联系纽带的东亚意识。 把东亚区域意识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进行研究，是开展东方历史研究的有益尝试，也适应了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与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它可以为区域合作的开发开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借鉴。东亚区域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东亚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看来这种意识正在加强，形成历史的自觉与自醒，在不远的将来东亚意识会逐渐上升为亚洲意识。应该指出的是，东亚历史上区域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以各国相互联系互动为标志，强调国际性，超越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突出国家间的互利、合作与共赢。正是由于这些多元型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的诸多有利条件，从而实现东方国家在近代以前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优秀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