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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方社会内部诸种进步条件的孕育 在东方，尤其东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始终高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类文明易于继承和保存下来。在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各文明中心几乎都是以区域为单位展开活动的，形成不同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我们这样认为并非否定各大区域与各大文明间的联系以及区际交流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研究东方历史，首先必须研究形成东方历史的过程，看到各国走向这一历史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看到南分裂分散走向联系与联合的发展过程。汉帝国崩溃后，中国陷于近400年的分裂与动荡，到隋唐时期复归统一；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结束了朝鲜三国时代；7世纪末到8世纪初，日本沿用了六七个世纪的“倭”的名称终于被“日本”取代了。这些条件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有人将7世纪的东亚看作是战争和为国家成立而变革的世纪(19)。 从宏观历史进程来看，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显示出东亚历史发展过程的联系与互动趋势的加强。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唐朝的对外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与北亚与中亚的关系，与日本等东亚的关系没有受到重视(20)。事实上并非如此。许多研究表明，唐代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也相当重视，与东亚各国联成一气，形成文化的东亚或经济的东亚。隋唐帝国崩溃后，东亚地区的形势就复杂了，给各国关系带来冲击。从一定意义上说，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受到影响，但没有中断。在隋唐帝国崩溃后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唐朝以前不曾有过的十分活跃的通商交易在东亚诸国之间真正出现了(21)。在东亚内部，既有矛盾与冲突，也有联系与交流，在多种力量的互动中走向共同发展与繁荣。应该指出，东亚地区的回旋舞台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广阔得多。 在东方社会孕育出的各种进步条件当中有几项具有重要意义，这或许是东方社会较之其他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其一是东方社会较早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家及其国家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里各国之间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与和睦是国家关系的主流。尽管中日之间、中朝之间发生过战争，但战争的时间相对较短，战后很快恢复了国家间交往与交流，没有像欧洲那样持续百年的战争。这一点为区域和平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二是各国有一个基本的文化认同，那就是汉字文化、佛教、科技与典章制度。我们强调东亚的共性，也不忽视各国的特殊性与差异性，相互尊重与包容共同缔造了区域的辉煌；其三是区域交流成为联系各国的有力纽带。正是这些条件，带来东亚区域的整体发展，形成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10世纪初，有一位阿拉伯作家在游历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之后曾这样写道：“在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艺方面都是最娴熟的，没有任何民族在这些领域里超过他们。中国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22)国内外学者几乎都注意到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中国宋代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与国外市场发生诸多联系，把日本、朝鲜、南洋各国纳入西太平洋贸易网当中，出现“贸易既盛，钱货遂湧湧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两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23)的情况，视西太平洋贸易网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并不为过。 直到18世纪初，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仍在持续发展，“中国似乎又一次站在新技术和经济新变动的起点。宋朝及其以后朝代在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18世纪欧洲的相关成就极其相似。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在绝大多数方面依然领先于欧洲。”(24)显然，亚洲的发展足以让世界其他区域相形失色。看一看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标即可一目了然。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说，1500年时世界十大城市的绝大部分都在亚洲，到1800年时亚洲的大城市仍然占据着压倒性多数(25)。从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看，它们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国内缺少统一的市场，各国间战乱不已，支离破碎与分裂动荡长期困扰了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已有学者指出：“欧洲在中世纪是最杂乱无章的，社会在每一个方面似乎都表现出混乱……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许多方面落在后面，它的农业发展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相对低下，城市和商业相对不发达，政治机构显然很不完善，社会发展水平很难用‘繁荣’二字来形容。”(26) 东方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稳定系统，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之后又很快具有修复功能，这一点尤以中国为烈。社会具有的这种稳定系统既是东方社会的长处，也是造成东方社会发展相对迟缓的一个原因所在，利弊兼而有之。按照西方学者罗兹·墨菲的看法，东方社会，尤其中国社会是王朝循环的历史，大约二三百年一个生命周期，“中国的历史可以很容易地分成不同朝代，因此一部中国历史也被称作朝代循环史。大多数朝代延续的时间为三个世纪左右……第三个世纪，活力和效能开始消失，腐败横行，匪盗和起义剧增，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27)以王朝循环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是西方流行的一个观点，反映的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另一位西方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写道：“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因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入侵而告终，印度笈多王朝古典文明因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侵略而中断，对比之下，中国由于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绵不断，才使古中国的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中国的文明具有更大的连续性和特色。”(28)历代中央王朝都追求大一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结构对社会的控制起了很大作用。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下，保持社会稳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东方社会就有了保持连续性发展的具体条件。 从文明连续性的角度看，东方社会几乎没有发生像近代欧洲那样的制度上的重大变化，也没有在经济上发生结构性变迁，在技术上也没有实现重大突破，但它并非没有发展。它在农业经济形态下实现了慢性增长，积累起较多的财富，形成人类文明的几个重要中心，长期成为世界重大事件的驱动者和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把中国、印度社会看成是停滞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害，在实践上也是违背历史实际情况的。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东西方社会是以两种不同的速度发展，以近代西方科技革命后的速度来评判东方传统社会显然是不恰当的。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在西方政治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广泛流行。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近代东方学的影响，除了渲染和夸大东方社会野蛮与封闭外，也为殖民主义对外侵略寻找理论根据。在东方也存在这样的情况。1937年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抛出的《东洋哲学史》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因此不断受到进步历史学家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的荼毒在日本史学界远没有肃清。 与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10世纪以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发展成为封建国家，形成相对完整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区域，与中国、印度以及西亚地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称得上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富庶地区。但是国际上对东南亚历史研究始终不足，因此长期以来把东南亚作为欠发达地区来对待。这恐怕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表现。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地区一直受中国文化和印度两大文化的影响，由于地理条件与天赋自然资源之利，很早就出现了发达文明。公元前20∞年东南亚出现了青铜器，公元前500年使用了铁器，农业和对外贸易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区域，社会发展水平比当时的欧洲富有得多，以至从16世纪起成为欧洲人觊觎和掠夺的对象，木材、香料成为流向世界市场的大宗商品，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有资料表明，17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输往西方的香料每年高达600吨之巨(29)。东南亚以巨大而丰富多样的商品输出吸引着新大陆和日本的白银，这些西班牙银元充当了东南亚通行的国际货币，推动了城镇发展，促进了社会商业化(30)。 在东方产生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对世界近代科技的产生影响深远，即便是现代的西方科技也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产物，并非单纯地由西方文化自行产生。必须指出：“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上都曾领先世界达2000多年。在罗马帝国消亡后的几个世纪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发展了各自的高度文明，而这时欧洲仍在忍受异族的入侵，随后是漫长的中世纪。”(31)从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他们都注意到了中国、印度在近代以前的技术与经济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安格斯·麦迪森写道：“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领域中的进步都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技术。”(32)罗兹·墨菲写道：“清代商人获得的机会多于明代。……整个对外贸易额看来显然超过了欧洲，规模更大的国内商业和城市化达到了新水平，而且始终比海外贸易重要得多。商业同业公会在所有发展中城市大批成立，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普遍的繁荣保证了国内水平。外国白银不断流入以支付中国进口货，包括现在运往西方的茶和丝绸，使中国赢得巨额贸易顺差。”(33)安格斯·麦迪森还指出，19世纪以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1820年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34)。在农业文明时代，这是财富的象征。 将东西方社会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进行对比极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阶段特征、转型时间以及造成后来发展差距的根源所在，也有助于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与思考“1500年是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的传统观点。我们不否认1500年以后世界历史进程加速的客观事实，人类历史绝不是1500年以前东西方缺少联系的。萨米尔·阿明曾经指出：“16世纪前的社会实际上根本不是彼此隔绝的，至少在地区性的体系(也许甚至是世界性的体系)内相互竞争的伙伴。人们若忽视其相互间的影响，就难以认识其发展的动态。”(35)本来东西方历史就是按照不同的规律发展起来的，不可能按同一种模式与速度运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曾经开展过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与清算，近年这一活动又有进一步发展，自觉地把这场讨论作为东方崛起文化积淀与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东方崛起理论在文化建设战线上的具体展开，为整体崛起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古代印度产生的佛教、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数学、医学、建筑与艺术，至今成为一份珍贵的遗产，恰如文化史家A. L. 巴沙姆所言：“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有如此漫长而绵延不断的文化。”(36)印度文化不仅影响了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也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突出的例子是产生于印度、后来被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阿拉伯数字，取代计算烦琐的罗马数字，有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罗兹·墨菲这样指出：“没有印度的数学，后来欧洲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37)杰克·戈德斯通同样指出：“希腊思想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思想基础上的……他们发明了无穷数级的求和算法，并领先欧洲人大约300年把圆周率π计算到了小数点以后10位。”(38)这些西方学者的中肯评论都是针对种种疑问而发的，回答了人们关心的问题。人类创造的文化—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对重要内容，具有很深的逻辑关系。 在阿拉伯地区，各国在与东西方交流过程中按不同顺序和时间向前发展，社会发生着变动，形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和对外影响的策源地。在中世纪阿拉伯的文化与文明当中，对世界影响巨大者有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建筑、文学、哲学、历史学、宗教和艺术；此外，在阿拉伯的文化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勘误、增补、注释和全面总结工作，这些阿拉伯文译本在12－13世纪译成西方文字和拉丁文，西方大学以这些译本为教材达500余年，为西方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39)。在今天看来，怎样评价阿拉伯人的杰出贡献都不过高。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造船技术上的优异成就，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促进与沟通东西方交流中起了重大作用。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指出：“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40)在东方各大文明区域，各地间的整体关联在增强，贸易和文化联系在增多，共同推动了东方区域的发展与共生。 在古代，人类的活动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以及区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同时与外部发生经济的与文化的联系，形成文明的中心世界，在东方主要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帝国为代表。她们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进入唐宋以来，东西方商道大开，中国、东南亚与印度、阿拉伯国家商贸交流空前增多，形成东方国家的整体联系与互动，推动社会不断奋力向前迈进。从整体而言，东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程度高于西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是：“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织布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41)在中外史书里这样的评论是很多的，因此希望那些认为古代东方社会毫无进步动力的人多读一读这方面的历史，健全把握东方社会的实际情况。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强调更多的是西学对东方的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考察东学对西方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近年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东方史研究被纳入全球史观的视野，正确对待东方的历史和文化，例如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写道：“西方人力量的上升利用了亚洲人的发明：大炮和火药、远洋舰船和罗盘，连记载他们所获利润的纸也是中国发明的。”(42)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影响是相互的，并不是单方给予，东方社会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停滞与封闭，而是相对于西方来说是在以另一种形式与速度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螺旋式升进的复杂系统。西方学者大都没有看到东方日本、中国和南洋一些城市活跃的商品经营并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一些城市所达到的水平。彭慕兰已经指出，欧洲的核心区域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主要是东亚，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域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43)。由于以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指标作为评判东方的参照系，对东方社会实地考察太少、否定过多，看不到东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性，同时也有长期西学东渐下形成的高傲心态，因此在看待东方社会时陷入了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误区。要恢复东方社会的本来面目，廓清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若干迷雾，确实需要东方学者长期而艰辛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