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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文奇，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 西方与非西方，尽管我们难以划定确切的地域与国家归属，但殖民时代以来，大体上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和以亚非拉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一直在持续。国际关系史作为一门以“国家(即主权)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①的学科，必然要思考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展中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实际上对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互动的关注程度与阐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史研究与编纂的角度和路径。 以国际体系变迁视角进行的国际关系史编纂，往往将叙事的起点放置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或者更早些的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和葡萄牙、西班牙缔结《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之后国际关系的演进历史成为欧洲大陆(后来加上美国)强国之间的纵横捭阖，非西方国家遭受了极大的忽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研判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时，长久以来形成了强势的路径依赖——西方中心论，并衍生出了若干种对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二分法式判定，如文明—野蛮、冲击—回应、中心—边缘等。 造成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史编纂中的长期固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西方中心论是客观历史事实的一种反映。不可否认，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的诸多要素，譬如主权国家的形成，常驻使节的派驻、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等最初都产生于西方国家。伴随着欧美向全球范围的扩张，其他国家与地区或积极或消极地接受了西方国家设定的国际体系，正如亚当·沃森所说，“欧洲人使世界连结为一个整体，通过扩展欧洲体系为今天的全球体系奠定了基础并继续主导规则的制定”。②另一方面，现有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众多学术概念、研究范式，都是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借鉴而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恰如汤林森所说“我们所关心的话语(discourse)，深深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我们无从逃遁”。③因为这种话语体系，比如关注国家互动中的优势一方，强调国际规则的设定者，将权力博弈中的强者看成是国际关系演进的推动者等，也是造成我们忽视非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1500-1900年间的国际关系史，基本上成为西方国家内部的权力游戏，非西方国家只是变成西方国家扩展其国际体系的注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在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时的转变、挣扎或固守。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站在当代的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际关系史研究与编纂，就要求我们有对现实的关怀，通过追寻历史发现现实问题的历史症结，而不是简单地因循研究定式展开历史叙述。当代国际关系正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标志着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当下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因素，不是来源于西方国家，而是非西方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